巴尔扎克早看透了：男人爽了，女人还憋着，这恋爱怎么谈？

你有没有觉得，进入一段亲密关系比以前更困难了？

自从确定了恋爱关系之后，直至谈到谈婚论嫁这个阶段，一直存在着种种罗列不尽的顾虑，并且婚姻如今不再意味着稳定了。

往昔之时，那些“执子一手，与子共同到老”的事迹化作了遥远得难以触及的童话，恋爱以及婚姻也遭受现代生活的不确定性的侵袭。

于《爱的失序》里，作者试着去揭开此问题的答案，社会的变革致使女性走出了家庭，她们不再满足于现代家庭中“被压抑”的那个角色，而是将目光投向自己的真实诉求。

传统之中的两性关系，受到了冲击，然而新的那种亲密关系，是需要男性以及女性共同去进行塑造的。

本文是从《爱的失序》选取而来的，是经过出版社授权才进行推送的，小标题是由编者拟定的，因篇幅有限所以内容存在删减。

01.

被解放的男性和依旧压抑的女性

在那些堪称经典的女性主义相关著作里头，人们常常怀揣着这般的希望，那便是，一旦女性不再遭受压迫，此时男性和女性便能够寻找到全新的、更为优良的相处方式。

其基本假设是，只有在自由和平等的伴侣之间，爱情才可能存在。

有这样一个观点，其例证能够在玛丽·沃斯通克拉夫特创作于1792年的著名作品《女权辩护》里被找到：

要是男人能够大方地冲破加诸于我们身上的桎梏，安于理性的伴侣关联而非如奴隶般顺从，他们就会发觉我们会变成更善解人意的女儿，更亲密无间的姊妹，更忠贞不渝的妻子……

因为我们学会了自重，我们对丈夫的爱将出于挚情。

谁敢坦诚地讲，这些满怀自尊的期待尽皆达成了呢，问题在于，为何情形会演变成与预期截然不同的模样呢？

我们要找到答案，就必须更细致地去检视，现代化过程究竟是以怎样的方式，对男性以及女性产生影响的。

在有关现代变革的论战当中，其背后存在着一种普遍的假设，那就是，从旧式生活朝着现代生活的转变，业已将个体从那些过时的责任以及束缚当中给解放出来了。

然而，将这个观点拿来和社会史的发现相互对照，再把它与女性研究的发现相互对照，就不难发觉，它既是没错的也是有错的。

换个更确切的说法来讲，它仅仅呈现出了部分的事实，原因在于它遗漏了人类的“另一部分人”。在现代初期阶段，个体化一直以来皆是男性专有的一种特权。

这一点于费希特的《自然法》（1796）里得以体现，这部书针对女性相对于男性的关系作出了如下这般的描述：

维持自身人性尊严条件下的一个女人，必然会舍弃自己的个性，去为丈夫奉献自己的全部，付出任何以及所有，直至把一切都交付他处……

最为不值一提的后果在于，她把自身的命运交给了丈夫，还将所有权利也给予了丈夫，而后与他一同过日子。

惟有于他的给予陪伴，还有他凝视目光之下，以及一切跟他所密切关联之事里面，她才能够呈现出“活着”的状态，或者是去饰演那种积极的角色情形。她已然不再是以自成个体的那种方式去生活了；她所拥有的生活而今已然转变成为他所拥有生活的一部分内容了（这一点在她必须要冠上夫姓这样的事实当中能够明显地看出来）。

美国历史学家C.N.德格勒总结如下：

在西方，个体主义观念存在着漫长的历史……，洛克对个体权利与行动原则予以赞颂，亚当·斯密同样赞颂个体权利与行动原则，不过他们观念里的个体指的是男性。

大体来说，在那个时候，女性并没有被看作是真正意义上能够独立自主的个体，反而是充当着男性的辅助性角色，虽说她们被认定为是不可或缺的，然而却不存在独立的身份以及权利。

于西方思想里头，“个体”此一概念向来假定，每一个男性，也就是每一个个体，其背后皆存有一个家庭。并且，除开那个在法律层面以及习惯层面均为一家之主的男性之外，家庭里的成员并非是“个体”。

现代化进程当中，有一个明显的特征，那就是针对男性以及女性构建起来的相对标准的人生发展趋向向着不一样的方向开始向前迈步发展出去。

19世纪，女性的生活范围未曾得到拓展，反倒遭受到局限，仅仅被限定于家庭所给予的内部空间当中。

将为家庭里的其他成员给予情感以及物质方面的支持，转变成为她们的特殊任务，那就是听从她的丈夫，倾听他的烦忧，调停家庭纷争，简而言之，它们做着如今被称作“情感劳动”或者“关系照护”的工作。

越要求丈夫在满是敌意的世界里奋勇向前，就越期望妻子能维持“完整、美丽与纯洁”那般情态，从而于“宁静和平的家庭环境当中”达成“内在的安稳互动”的维系。

在一个逐渐趋向理性化的世界里头，女性被看作是感性方面的补充角色的存在，能够给丈夫提供一处满是宁静以及温情的绿洲。

在18世纪，在19世纪，于政治领域，在哲学领域，在宗教领域，在科学领域，以及在艺术领域当中，类似的观点，以各种不一样的变体形式，大量地存在着，它们真正着重强调的，已然是确立好的“对比性美德”，也就是哈贝马斯所说的那个概念的核心部分：男性，在家庭之外的时候，越是被要求要自我主张，那么妻子，在家庭之内的时候，就越是会被训练得需要自我牺牲。

一些法律条款中，也明显地体现出了这一现象，这些规定点明了妻子对于丈夫的依附地位。

例如，女性得用丈夫的姓氏，跟他共享公民身份，和他住一块儿，听从他的意愿。丈夫有监视她信件往来的权力，制定关乎家务及支出的规矩；好多情形下，妻子处置个人财产的权力也转到丈夫手上了。

这些规定的代价是高昂的，明显不利于女性。

然而，它们的目的，是十分明显的。因为，从定义来讲，男女之间是不被允许存在分歧的意愿的，这样的安排，于某种程度上，达成了家庭的稳定，虽然，对一方而言，或许是无比压抑的。在如此的条件之下，即便女性具备更多的选择权，也不一定就会破坏家庭的和谐。

关键点在于，丈夫所要的究竟是什么呢。而女性真正所需要的是去适应男性，自青年时期开始，她就得确立这样一种习惯，要把男性看作是注定的主宰者，并且凭借温柔、耐心以及顺从，令自己朝男性焕发出更强的吸引力。

阿加莎·克里斯蒂追忆她少女时期时写道：

在某种意义上，男人是至高无上的：他是一家之主。

已结婚的女人，得去接纳丈夫于这世上的地位，以及他的生活方式，这属于她的命运。在我来讲，这好像是合理的念头，还是幸福的基础。

倘若你没办法直面你男人所拥有的生活方式，那就别去掺和这摊杂乱的事儿，换而言之，也就是别和他结婚。

比方说，存在一个卖布的批发商，此批发商是罗马天主教徒，另外，他相对比较喜欢居住在郊区，同时，他进行打高尔夫球这项活动，而且他还喜欢前往海边去度假。

就是你要嫁的对象，是所有这些加在一起的结果。下定决心去尝试喜欢他，然后接受他，进而真正去喜欢他。这并非那么困难。

02.

娜拉的出走：

当“不工作”不再是常态

从那时起，变革发生得很快。

自19世纪末起，特别是从20世纪60年代起始，曾经归男性特权范畴之内的事，女性如今也能够去做了，其中摆脱旧有行为模式便是其一。

这点于教育范畴之内显得格外显著，虽说在19世纪与20世纪相交之际，女性获取了某些全新机遇，然而真正的转变却是在五十年之后才出现的，也就是20世纪60年代，此时所有人都具备了接受教育的机会。

长期以来，被看成是理所当然之事的女性教育方面的劣势状况，当下如今开始有人带着意识去进行质疑了哟，而这些产生来自质疑的改变，远远超过于我们原本所预期的范围呢。

只是在短短二十年当中，学校教育里显著的性别差异已然不见，从各个级别的公立学校一直到大学那里，上学的男生和女生数量差不多是一样的。

另外一个实例是，关于女性外出从事工作的状况。尽管，在以往的时候，主妇以及母亲这样的形象，曾被视作是资产阶级家庭所追求的理想模样，然而，处于底层阶层的女性，长久以来始终是被迫要去赚取钱财的，究其缘由在于，丈夫所获取的工资，通常是难以满足维持整个家庭日常生活开销所需的。

一进入19世纪晚期，哪怕在中产阶级范围之内，鉴于家庭内部的工作渐渐与生产过程失掉关联，越来越多的女性发觉自己非得外出找寻收入途径了。没有私有财产、不得不外出谋求生计的女性数量持续增多。

然而，在中产阶级社会当中，这样的工作一般是有着时间限制的，通常仅仅持续到结婚的时候为止，女性的主要职责仍然是被认为在家庭里面。

真正影响深远的变迁发生在20世纪50年代。

与其他工业国家相同，在德国，第一项转变是在外从事工作的已婚女性的人数明显增多。

紧接着出现这样一种趋势，存在着已婚女性，她们在第一个孩子出生之前时是持续工作不停歇的状态，而后在孩子成长到一定程度后，她们又回到了工作的岗位之上。

于第二阶段的发展进程当中，德国又再一次地与所有工业社会达成了同步状态；在这一阶段里，存在着一个显著的转变情况，那便是有孩子的女性当中，外出工作的人数出现了增加，而这些女性就是在职母亲。

现今的情形是，那份对她们而言的工作，早就不再单纯只是处于一个过渡阶段了，“就女性的状况表明，不再参与工作的这种情况，正渐渐演变成一种属于例外范畴的情形，而且仅仅是在针对照顾年龄尚小的孩子们所处的阶段才会出现的状况”。

人口结构发生了变化，这种变化在其中起到了重要作用，自20世纪开始以来，人类预期寿命持续上升，到20世纪后期时，达到了历史的最高水平。

对此相反，生育率显著下滑，这一趋向起始于19世纪末的欧洲，在20世纪60年代之后得以加速。

这种结合后出现的影响，那是由两种发展趋势所带来的，它决定性地对女性的标准生命历程作出了改变。

在大家庭走向解体且被资产阶级小家庭所替代之后，抚养子女变成了女性的主要担负之事，然而就时间角度而言，现今这一任务在她们生活里所占比例正变得越来越小。

这么一来，一个在历史范畴内全新的阶段冒出来了，也就是人们所说的“空巢期”，处于空巢期这段时期的女性，不再被要求扮演母亲这样的角色，并且不会再因为这个角色而受到限制了。

跟着教育方面的改变，随着职业机会的变动，伴着家庭生活的变化，随着法律等层面的转变，职业女性承担的家庭责任变少了，与此同时，她们对丈夫支持的期望也在下降；她们得凭借某一种形式，虽说常常矛盾重重，可还是要维持独立，并且能够养活自身。

当然，从主观层面来讲，女性正处于这样一种状况，那就是她们需要去发现，确切地说是她们不得不去发现，自己内心对于生活究竟有着怎样的期待，接下来还要为此设立属于自己的规划，这些规划并非一定要围绕家庭展开，而是着重于她们自身个性的成长与发展。

首先，她们得计划怎样去料理自身财务，必要的时候还得学着即便没有丈夫也能过日子。她们不再自认为是家庭的那种“附属品”，而是将自身看作那种有着对应权利与利益，有着自身未来与选择的个体。

以下是易卜生的戏剧《玩偶之家》最后一幕的经典台词：

海尔茂：……你竟然如此这般地对自己最神圣的责任进行背叛。娜拉：你所讲的我最神圣的责任究竟是什么呢？

海尔茂：这还要我告诉你吗！难道不是对你丈夫和孩子的责任吗？

娜拉表示，自己存在着其他同样具备神圣性质的责任，海尔茂则声称她没有，还质问其他什么责任，而娜拉回应说是对自己本身的责任。

海尔茂：你首先是个妻子、是个母亲。

娜拉表示，这话她已不再相信，她坚信，自己首先是一个人，是与你一样的人，或者至少她要努力学着做一个人。

有意思的是，这些变化到底是如何影响到两性关系的？

显然，这里存在着一种新的关系，这种关系不像前工业社会那般，把男女限制在日复一日的谋生劳作里，也不像19世纪资产阶级的模式那样，将男女放置在相对立的性别角色内，虽说这些角色在一定程度上相互补充，可却是以女性处于从属地位作为前提条件。

相反，当下存在着一种可能性，即建立起一种纽带，这种纽带是志同道合的，或者更严谨地讲，是在生活风格跟态度方面皆相类似的两个人之间所形成的伴侣关系。

这本该即为女性主义著作一直所渴望追求的那类型“最为美妙的事情”，它属于《玩偶之家》剧终时所闪耀出来的希望之光，是这样的，没错的。

海尔茂：娜拉，——对你来说，我就永远是一个陌生人了吗？

娜拉：哦，托尔瓦，除非那件最美妙的事情发生。——

海尔茂：你告诉我，最美妙的事情是什么？

娜拉表示，那需要你和我都必须做出改变，如此这般，哦，托尔瓦，我已然不再去相信任何美妙的事情了。

海尔茂：但我要相信。告诉我！我们都改变，那样就——？

娜拉：那样我们的结合就能成为真正的婚姻。告辞了。

此之中，最为引人注目的并非剧中人那些美好的期望，亦非可能出现的奇迹，而是其反面，即如今困扰着无数婚姻与风流韵事的失望，以及失败。显然，随着传统生命历程发生改变，对于两性而言，生活在一起变得愈发困难。前面已探讨过我们在选择如何生活时所遭遇的限制，然而在某个关键的面向上依旧不够明晰，这些限制预设了两性皆能以真正的伙伴身份去行事，共同做出决定，而这种状态绝非理所当然。

03.

为什么爱情变难了？

两性关系的新时代

我们此刻终于能够将事实完完全全地揭露出来了。改变爱情以及婚姻的新因素并非像社会学家所讲的那样，是某一个人——一般是指男人——在现代化进程之中变得更加自我、更加独立。

对其造成真正影响的，是女性个体生命历程产生的一些新变化，第一，这些新变化指要把女性从家庭需要承担的义务里解放出来，第二，这些新变化还指从20世纪60年代开始就逐步形成一股动力，这股动力一直鼓舞着女性到外面去闯荡，去拼搏。

过去，存在这样一种情况，只有男性去发展自身的潜力，而与此同时，女性却被迫要承担其照顾男性以及他人职责的补充角色，这种状况下，家庭的凝聚力在相当程度上是能够得以维持的，然而，这却是以牺牲女性的利益以及个性作为代价的，更为精确地讲。

当下，这般“现代性的分工”已然再也不能够继续持续下去了，我们正处于见证女性历史之一个全新时期的过程当中，而这同样也意味着两性关系史步入了一新纪元。

如今，那两个坠入爱河的人，头一回发觉，他们能够勾勒自身的生命经历，面对由自身设计的人生方向所引发的机遇以及阻碍。

能够从中看出这种变化的些许眉目，是源于男女双方针对一同生活所怀有的期待。按伯纳德所说，每一段婚姻都是由两段婚姻构建起来的，一段是丈夫的婚姻，还有一段当属妻子的婚姻。

这一定义突显了一个长久以来隐匿不见、却因女性运动以及女性主义著作得以显现的面向，在众多关键领域之中，男性与女性针对“爱情”这一具有魔力的词汇所寄予的期望呈现出极大的差异。

按照鲁宾带有挑动性意味所描述的那般，他们是，而且一直都是“亲密的陌生人”。

这种差异体现于性需求方面，体现于浪漫幻想方面，体现于劳动分工方面，还体现于构成日常生活支柱的沟通模式上，以及是议题的优先级上。

恋爱中男方和女方在期望方面存在分歧，这或许并非是一种全新出现的状况，而真正具有新颖性的是，人们针对这种分歧所能采纳的相应处理办法。

越是女性自认为存有自我期许，就越是难以接纳这些期许不会被达成的事实。

与之相反，她们愈发趋向于要求达成自身的需求，甚至在别的办法全然行不通之际选取离婚。针对离婚缘由的研究显示，对于共同居住生活而言，女性相较于男性更期望获得有益处的情感满足；所以她们也更易于对婚姻心生不满。

这恰似易卜生《玩偶之家》里的娜拉的情况，她离开了一个于丈夫眼中是幸福的家，并且宣称只有当这个家转变成为“真正的婚姻”，而这真正的婚姻也就是契合她理想的婚姻的时候，她才会乐意回来。

这里所表示示意的那种趋势，能够总结成下面这样子：以往的那些女性，在遭遇到挫折的时候，就会去丢弃自己的期待；而如今的她们，会一味执着于自己的期待，然后去放弃婚姻。

有一项调查，其中女性被问及为何舍弃了从外在层面看各方面都不错的婚姻，调查者对她们的理由作这样的描述，她们离开这婚姻，是缘于她们内心所求的内容，超出了婚姻能够给予的范畴。

对于咱们的母亲而言，甚至对于试图去建立婚姻关系的自身来讲，有可能被视作“尚可接受”的那种婚姻，如今已不再能让人感到满意了。

不只是一片能遮风挡雨的屋顶，一个会支持她们的丈夫，还有照顾孩子的责任，这些是那些女性想要而不止的。她们还想要情感方面的亲密，平等的那种伴侣关系，以及对自身生活的掌控。

潜在的矛盾就这样不断增加，而化解困难的可能性却在逐渐减少。

在这个个体主义的时代，女性不得不学会照顾自己，她们越学会照顾自己，就越难以像她们的母亲和曾祖母那般逆来顺受，也就是顺应丈夫的期待而牺牲自己。

从前，用于确保家庭凝聚力的粘合剂在消亡，这种粘合剂包含传统的女性角色，总是为了他人去否定自我，甘愿为了粉饰太平而默默承担那些没完没了且无形的情感修补工作。

此刻究竟该由谁来承接这些任务呢，众多女性对充当抚慰者心生厌倦，然而众多男性却尚未做好接手的准备，当男女双方察觉到在历经一整天工作竞争压力之后，傍晚时分还有堆积如小山般的情感劳动在等待着自身时，他们疲惫不堪了。

因社会变革有着必然状况，生活节奏存在变化情形，从而有所不可避开带来的摩擦，使得这种两难困境获进一步加深。

男人和女人，都被围困在了已然陈旧的角色模式与崭新现实之间，面对在不同生活领域或者不同群体里出现的陌生要求，常常会因为自身矛盾的态度，而感到困惑不已。

处在这样一个阶段，这个阶段既不是那种状态，又尚未成为另一种状态，于是产生了一种状态，这种状态不稳定且呈混合性质，这样的状态给男性带来了结果，此结果明显且痛苦万分，给女性也带来了结果，此结果同样明显且痛苦万分。

先是出现了那被称作单身女性贫困的问题，这种情形多在没受过教育的女性身上见到，她们既丢掉了婚姻里的传统保护，又没办法应对于自己规划的生命历程。

这些女性，一旦失去丈夫，就必然得依赖福利救济；要是丈夫不在身旁，就如同越来越多单身及离异女性那般，会出现所谓的“贫困女性化”现象。

另外的问题在天平的另一端滋生出来，这些问题对那些寻觅独立事业的女性造成影响，在诸多个案里，女性因搞事业非得花费高昂代价，这代价便是成功女性会有的孤寂感。

拿心理学家琼·贝克尔·米勒针对这类发展情形的描述当作例子，于米勒的经历之中，女性去寻求心理治疗的缘由在几年的时间段里发生了明显大的变化。

之前，病人大多是早婚的中年女性，她们育有子女，最终意识到自己为此付出了太多；如今，求助于心理治疗的病人常常事是业成功的年轻女性，她们卖力工作，她们单身或者离过婚，然而却发现现有生活无法满足情感需求。

对于那些把生活投入到工作之中 的女性而言，要寻觅到已然准备停当 去照料她们被忽视的情感生活的家庭主夫，是异常艰难的。

明显的结果是，存在这样两种状况，其一为两人都忙于去追求那种传统所定义的成功，以至于没有空闲时间去发展亲密关系，其二是职业女性发觉自身当中连一个伴侣都压根不存在。

于此同时，有一些女性群体，她们正在尝试去扮演新的角色，她们追随着如下的箴言，以此来摆脱旧有的依赖关系，这句箴言是：“不管有没有男人，每个女人都要靠自己。”。

追求自我身份，这意味着要排除男性的参与，她们把注意力全都聚焦在自己的权利上，这是作为一种合理的逻辑反应。

女性文学市场在发展，两性关系常退化成冷冰冰的对抗，这就是该趋势的良好指标。这类作品标题常故意挑衅，具有超越符号的价值，“现在，轮我上场了”完全能当作一个口号。

并非是“我们”，而是“要么是他，要么是我” ，假如再次出现疑问，那就是“我便是我”。

过往女性是顺从的那种状态的，然而如今她们觉得“算总账”的时刻来临了。当两个身体在毫无额外情感的状况下开启下一次性接触，并且身体所归属的人依旧相互陌生之际，这般两人当中一个可以说是那种“厌女的人”，另一个则公然声称“白马王子已经死亡”。

情况发展到极端，个人也只有“选择独身”了。

04.

新的两性关系

如何容纳两段独立的生命历程？

尚未充分记录女性对其那传统的角色予以拒绝给男性带来的影响，部分缘由是男性一直掌握着更多权力，有着更多逃避途径存在，并且部分原因是他们发觉自身在能够自如地去表达感受以及阐述挫折这方面遭遇到了更大困难。

诊断结果会因为观察者所站的视角以及其性别而出现差异，有一些人察觉到了所谓“男性的不安全感”，另外一些人则注意到男性存在被压抑的感情，还有不愿理解他人的情况，以及拒绝放弃特权的态度，处于这些不安时刻的男性被判定为“世故但不具备智慧”，他们仅仅是如同披上国王新衣的旧式父权家长而已。

可以肯定地讲，男人对于这些新出现的信号，感到既困惑且矛盾，这些信号跟他们的社会化经历不相契合，并且或多或少公开地对他们的自尊予以了打击。

有着各种各样不同背景的男人，都会对“女人到底想要什么啊？”这一问题，产生感同身受的感觉。

不少男性在道理层面上，愿意认可女性提出的要求是具备合理性的，然而，一旦诸如洗碗、照顾小孩这类事项，对他们的生活形成不便的侵扰之时，他们就会变得不心甘情愿，并且表现得十分顽固了。

尤其关键的是，我们能够察觉到某一种全新的“开明姿态”，并且在事情开始朝着对男性不利的方向发展时，这种姿态便显露了它自身的局限性。

接着，便有了一种全新的带有理想性质的女性形象现身了，她们既做到了独立自主，又心甘情愿地站在男性的利益角度入手去配合他们，好比一位男性于另外一项研究当中所讲指出的模样：

你所期望的，是迎娶一位受过高等学府栽培的女子，其聪慧程度足以与你展开交流，并且具备充足信心，能够于事业层面或者生活范畴协助你进行决策。与此同时，她还心甘情愿照料家庭、操持家务。倘若能够寻觅到如此这般的女子，那你便知晓自己已然成功了。

这些致使失望的结果，让所有牵涉其中的人，都共同感受到了痛苦；基于此情况，女性运动转向一个新主题：怎样于解放和承诺之间，获取艰难的平衡。

虽然没人会渴望回到往昔那种满是束缚的模式，然而人们对于平等伴侣之间饱含爱意的关系，依旧怀揣着希望。

然而，那些希望破灭的人，越发频繁地质问：两个处于平等状态的人，存在相爱的可能性吗？那份爱可以在解放的情境里存续不？又或者，爱跟自由必定是如同水火般完全对立的存在吗？

某些人察觉到，爱情会把人的自主性给无情夺走，具体表现为，“你给予我的爱，逐渐演变成束缚我身躯的沉重枷锁，致使我沦为你那匹瘦弱马匹上的桑丘·潘萨，硬生生剥夺掉我的身份以及原本安宁的生活。一旦接受你的爱并且也爱上你，这无疑将会是一场灾难的开端。”。

另一方面，人们为了竭力去尝试获取自由而致使失去了爱人，“我们冒着会失去爱情的风险来寻求摆脱无知的挣脱，我们自我宽慰，思想的启蒙始终值得我们用痛苦当作换取，然而这种坚信实属冰冷的慰藉，我们把所求来的真理应用于私人生活之际，却发觉其常常将爱情给摧毁了。”。

此间好像便是两难困境的所在之处。旧有的关系虽说压抑了女性那进取的精神，然而正是因为这种压抑，关系反倒具备了一种韧性。新的关系却需要同时去容纳两段独立的生命演进过程，或者最少得承认这种要求具备合理性。

于人类性别发展历程里，这个倒霉的难堪时期带来的大概仅仅是争吵与痛楚吧，就像琼所表明的那般：“他们依旧相爱，然而却没办法共同生活——起码当下还做不到。”。

也许于这个时期，个体要切实变成独立自主的个体依旧不太可行，人们仅有的办法就是去尝试犯错，寻觅看上去最为契合自身的生活模式。

如同某一社会学研究的主旨所表明的那样，对于女性来讲，这类具有临时性的手段正变得越发有必要，并且或许不单单是针对女性才这样。

存在着这样一个令人不安的问题，那就是，倘若我们当下所遭遇的困难并非是一时之间就会过去的情况呢？又倘若这些困难是那种追求自我独立的具有划时代意义的变革（起初这种变革仅仅只是涉及到男性范围内，但相较于最近而言，女性现在也开始陆陆续续地参与到其中来了）所必然会产生的结果呢？

两段不一样的生命进程究竟可不可以穿插交融呢？又或者，这般的尝试会不会致使关系运行的齿轮塞满沙砾，进而使得这段共同的旅程整体完全停止不前？

本文摘选自

《爱的失序》

作者： 乌尔里希·贝克 / 伊丽莎⽩·⻉克-盖恩斯海姆

译者：苏峰山 / 魏书娥 / 陈雅馨

副标题：现代社会的亲密关系

出品方：望mountain

出版社：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