普希金这尊俄国文化之神,凭啥能靠纪念日活动封神?
具有“俄国诗歌的太阳”以及“俄国文学之父”之称的普希金,于俄国而言似神灵般的存在,甚至这神之自身,便是俄国文化之神。俄国存在独一无二无仅有的“普希金崇拜”现象,于其他国家很难碰见。也就是说,在俄国社会以及俄罗斯人心之中,普希金所具有的崇高地位,兴许要高过往其他民族所在位置上任一处的,属于任何一位作家的地位。
于神化普希金的进程里,一回又一回的“纪念日庆祝”起到过重大功效。俄国人相当重视所谓“纪念日”(юбилей),也就是诞生受洗、婚丧嫁娶等纪念日,在世的名人在年满六十、七十或者八十岁之际会得到官方或者民间机构给予的各类荣誉,离世的大师在诞辰日或者忌日会收获持续累加的缅怀与敬重。从二十世纪三十年代开始,普希金的每一个生日以及忌日都变为一个全民节日,而普希金诞生或者去世的整数纪念日更是成了“普希金造神史”当中的一个个路标。俄国那普希金纪念日的庆贺活动常常会散布到境外的范围,进而引发国际性的一定影响。单就中国来讲,二十世纪二十年代的时候,有一次纪念活动,二十世纪三十年代的时候,又有一次纪念活动,这三次纪念活动给普希金在中国的广泛传播打下了基础。有这样三次活动,第一次是在1937年那次普希金辞世一百周年纪念活动,于上海建起了普希金纪念碑;第二次是1947年的普希金辞世一百一十周年纪念活动,罗果夫和戈宝权编选的《普希金文集》得以面世,此后还多次再版,影响颇为深远;第三次是在1949年的普希金诞辰一百五十周年纪念活动,普希金的多部作品以及多种选本都被译成了中文。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后,在那时纷纷涌入中国的俄苏文学浪潮里面,普希金所占地位十分突出,经由戈宝权以及查良铮(也就是穆旦),再有张铁夫、高莽(即乌兰汗)等诸位中国普希金学说研究者的相继努力,中国针对普希金的翻译刊载与学术探讨取得了更进一步的发展 到1999年这一年普希金诞辰满两百周年之际,中国差不多是与此同时出版了两套《普希金全集》,从而让使用汉语的读者最终得以获得了完整的普希金作品,拥有了属于中国的普希金。
今日,于普希金诞辰两百二十周年纪念之时,人民文学出版社推出这般新颖独特、装帧精致美观的“普希金经典文选”,于普希金的诸多作品里精心挑选、从优中再度挑选出更优者,为我们呈现出一个经过浓缩的普希金,一个精华汇聚的普希金。这套文选由三本组合而成,使得普希金创作里最为重要的三个部分——情诗、小说以及童话——既各自独立成体系,但又彼此相互呼应,能让我们在篇幅较少、时间较短的情况下,完整地领略普希金文学遗产的风貌。
普希金身为一位诗人,当人们提及普希金时,那首先在脑海中浮现的或许便是他所作的抒情诗。
1813年,十四岁的普希金写下他现存最早的一首诗,这首诗名为《致娜塔莉娅》,到他去世时,他总共写下八百余首抒情诗。普希金的创作大致能够划分为五个时期,这五个时期分别是皇村时期、彼得堡时期、南方流放时期、北方流放时期以及最后十年。尽管普希金在每个时期对文学样式的偏重都稍微有所不同,然而抒情诗,或者如同本套选本的书名所展示的那样,也就是他的“情诗”,却毫无疑问是贯穿他整个创作的最为重要的文学体裁。此处的“情”字,涵义兴许是丰富多样、具备多层次性的:其一,所指乃是男女之间的爱情,普希金身为一个多情之人,其一生之中爱过众多女性,同时也被众多女性所爱,而这些爱情,不管是处于热恋状态、单恋抑或是失恋状况,皆凝炼为诸多优美且深情的诗作;其二,是亲情以及友情,就譬如普希金写给家人、奶娘以及朋友们的诗;其三,是对祖国的爱恋,对俄罗斯大自然的喜爱;其四,还有对自由的深厚情感,对诗歌的忠诚。普希金的情诗容纳了丰富题材,有个人情感,有社会生活,有爱情,有友谊,有城市,有乡村,有文学,有政治,有祖国的历史,有异乡的风情,有民间传说,有自然景致,在他的抒情诗中都得到了反映,并且再现了。
1821年,普希金于给友人的信件里这般明确了他的创作主题:“我吟唱我的幻想、自然与爱情,吟唱忠实的友谊。”普希金率先是生活的歌者,对爱情、友谊以及生活欢乐(还有忧愁)的歌咏,形成了其诗作极其主要的内容当中的一项。在起初的诗作里,普希金效仿巴丘什科夫等去写“轻诗歌”,往后,虽然忧伤的、孤独的、冷静的、沉思的、史诗的等诗歌特质先后渗入进了普希金的抒情诗内,但对于生活自身的体验和感受始终是普希金诗歌灵感的首要源头。在普希金有关生活的抒情诗里面,最为突出的主题那是关乎爱情与友谊,且普希金一生都未曾停下爱情诗的创作,而且他一生所创作的爱情诗有两百多首,大概占其抒情诗总数的四分之一,并且其中的一些名篇,像《致凯恩》(1825)、《圣母》(1830)、《我爱过您;也许,我心中……》(1829),早就已然成了俄国文学史里最为伟大的情歌。在普希金的抒情诗里,占据主要地位的,除了爱情主题之外还有友谊主题,在这些诗作当中,普希金歌颂友谊,与此同时还谈论诗歌与生活,现实跟幻想。有意思的是,普希金所写的爱情诗常常都篇幅简短且精致,然而友情诗大多篇幅很长。不管篇幅是长还是短,强烈又真诚的情感是普希金任何主题的抒情诗里都不可或缺的因素。别林斯基曾经这样评说普希金诗中的“情”:“普希金的诗歌、特别是他抒情诗歌的总的情调,是人的内在美,是爱抚心灵的人性。”。而且,我们能够再补充一点,要是说每一种属于人类的情感都已然是很美好的,鉴于这乃是人类的情感(并非是动物的情感),那么,普希金的每一种情感就更是美好,这是一种显得雅致的情感。我们在这里所指的并非是诗歌的形式,普希金的诗歌形式向来都是最为美好的;不,我们所指的是,当作他每一首诗之根基的每一种情感,其自身就是雅致的、优美出众的,这不仅仅是一个人的情感,并且还是一个身为艺术家的人的情感,一个身为演员的人的情感。在普希金的每一种情感内,始终都蕴含着某种格外高尚的东西。同时,其中还包含温和柔顺、柔婉温和且颇具芬芳气息、优美动人的部分。就这一情况来说,阅读他的作品,便能以一种相当出色的形式将自身培育成为一个人。这样的阅读,对于青年男女而言是格外有益的。在俄国诗人当中,还未曾有哪一位能够像普希金这般,成为青年人的导师,成为青春情感的培育者。
普希金抒情诗歌的价值所在,并非仅仅局限于其题材广泛,内容丰富,更在于其形式完美,风格独特。从总体上来审视普希金的抒情诗,我们觉得,它的特色主要就在情绪热烈且真诚,语言丰富又简洁,形象准确还新颖。
抒情诗的根基在于情,而且是诚挚的情。诗歌里的普希金跟生活里的普希金相同,一直用诚挚的姿态面对读者以及世界。不管是向情人与友人倾诉心里话,是对历史与现实作出评判,还是对社会上和文学界的敌人予以抨击,普希金都从来没有过哪怕一点点的掩盖与做作。在对“真实感情”的处置方面,普希金有两点是特别显著的。其一,是对“隐秘”之情的大胆表露。对某个少女遽然钟情的爱慕,对自己难耐的“放荡”愿望的抒发,普希金都勇于径直写进诗里。其二,关乎忧伤之情的处置。普希金获致了诸多爱的幸福,然而他或许领略到了更多爱的愁苦,爱以及爱的忧伤好像始终是同一枚硬币的两面。普希金一生境遇皆不如意,流放期间的孤独,对已逝同学与流放当中朋友的思念,对不幸命运与灾难的预感,时常穿插于他的诗作里。可是,让我们讶异的是,普希金感知到了这些忧伤,创作并呈现了这般忧伤,但展现在诗里的这些忧伤却散发着一种明朗的色彩,致使人们觉得它已并非阴暗与沉重的。
普希金抒情诗于语言方面所取得的成就,在跟他处于同一时代的一众诗人里头,是最为显著突出的。一方面,普希金所作诗歌的语言,涵盖了浪漫的优美文字以及现实的鲜活词汇,既有传统的诗歌用词,又包含日常的生活口语,既有都市贵族常用的表述,又有于乡野民间流传开来的词语,既有古老的教会斯拉夫语,还有时髦的外来语等,展现出了极大程度的丰富性。透过抒情诗这种堪称最有序、有机的词语组合样式 ,他针对俄罗斯的民族语言开展了一回梳理以及加工 ,致使其表现力与生命力均有了前所未有的提升 ,恰恰在这个层面上 ,普希金不但被视作俄罗斯民族文学的奠基者 ,并且也被视作现代俄罗斯语言的奠基者。普希金诗歌语言的丰富 ,还呈现于其丰富的表现力以及其自身多彩的存在情形上。严谨的批评家别林斯基,读了普希金的第一部诗集后,情不自禁地用诗一样的语言评价起普希金的诗歌语言,他说:“这是怎样的诗啊!”,还表示俄罗斯语言一切丰富的声响、所有的力量都在其中得到了非常充分的体现,它温柔、甜蜜、柔软,像波浪的絮语,它柔韧又密实,像树脂,它明亮,像闪电,它清澈、纯净,像水晶,它芳香,像春天,它坚定、有力,像勇士手中利剑的挥击。于彼处,存有那迷人至难以言表之美与优雅;于彼处,存有那夺目之华丽和温和之湿润;于彼处,具备着最为丰富之旋律、最为丰富之语言以及韵律之和谐;于彼处,拥有着所有之温情,拥有着创作幻想与诗歌表达全部之陶醉。此外,普希金之诗歌语言展现岀一种简洁之风格。人们用以概括普希金创作风格之“简朴与明晰”,于其抒情诗歌创作中有着更突出之呈现,在此处,其首先表现为诗语之简洁。普希金所创作的爱情诗,篇幅大多不长,其结构紧凑,诗语简练,显得极为精致,山水诗亦是如此,讽刺诗同样大多篇幅不长,结构紧凑结合精练诗语,十分精致。普希金的政治诗,往往篇幅较长,友情诗也是,然而具体到其中每一行以及每个字来看,却没有空洞之感。在普希金这儿,不存在多余的词与音节,他擅长于在相当有限的词语空间当中,尽可能多地去表达感情以及思想,体现出了高超的艺术简洁。果戈理在总结普希金这个诗语特征的时候写道:这里不存在滔滔不绝的能言善辩,这里有的是诗歌,没有任何外在的华丽,一切都显得很朴素,一切都显得很恰当,一切都充满着内在的、并非突然展现的华丽,一切都很简洁,纯粹的诗歌向来是这样的,词汇数量不多,可这些词汇却准确得能够显明一切,每个词里面都有一个空间的深渊,每个词都如同诗人一般,是难以完整地去拥抱的。普希金有两位同时代人,分别是别林斯基和果戈理,他们是最早对普希金创作做出恰当评价的人,并且分别对普希金诗歌语言的两个侧面做出了准确的概括。
普希金是位伟大小说家,于普希金文学遗产里,除韵文作品外,存在数十部(篇)、总字数达四十余万汉字的小说作品,这些小说不但展现了普希金多方面文学天赋,并且还是普希金用以奠基俄国文学的巨大基石,没有留下这些小说作品的普希金,或许就难以被视作全面意义上的“俄国文学之父”。
普希金小说的主题丰富多样,有家族的传说,有祖国的历史,有都市的贵族交际界,有乡村的生活场景,有自传的成分,有异国的色调,有普通人的遭际,有诗人的命运,所有这一切,在他的小说中都得到了反映。
第一部由普希金创作的完整小说作品《别尔金小说集》(1830),凭借着就俄国城乡生活予以现实且广泛的描绘从而别具一格,属于普希金极为重要的诸多小说作品当中的一个。《别尔金小说集》由五个分别的短篇小说构成,这五篇小说每一篇都很精彩,篇幅彼此也相差不大,然而人物却都不一样,风格也存在差异。《射击》成功塑造出一个 “硬汉” 形象,并且针对当时贵族军人的生活以及他们的心态做出了精准的呈现。在这篇小说之中,普希金运用了他自身于1822年7月在基什尼奥夫曾经与人进行决斗的生活片段。要是讲《射击》是一个透着紧张之感的复仇故事,那《暴风雪》就仿若一出有着淡淡讽刺意味的轻喜剧。出现了阴差阳错的私奔情况,呈现出还愿偿债般终成眷属的状况,这些构成了作者极为高超的叙述。《棺材店老板》当中的主人公存在真实的生活原型,这位原型便是住在离普希金未婚妻冈察洛娃家距离不远之处的棺材匠阿德里安。然而,棺材匠那令人可怕的梦境却是假定的、荒诞不经的,该梦境既能够与棺材匠的职业相契合,又和好城市平民的生活建构起了某种呼应关系。和《棺材店老板》相同,《驿站长》同样是描绘下层人的,然而作者于后一篇里对主人公怀有更深切的同情,当中的“小人物”形象以及深刻的人道主义精神,对当时以及后来的俄国文学均产生了巨大影响。《村姑小姐》是一个新的罗密欧与朱丽叶的故事。活泼且可爱的女主人公,皆大欢喜的结局,都隐约体现出了作者的价值取向:乡间的清纯强过上流社会的浮华,深刻的俄罗斯精神胜过对外来文化的拙劣模仿。《别尔金小说集》里有人物,有一心复仇的军官,在《射击》中,有忙于恋爱的乡村贵族青年,在《暴风雪》和《村姑小姐》里,有城市里的手艺人,在《棺材店老板》中表现,有驿站里的“小人物”,在《驿站长》中呈现,他们形象十分准确、鲜明,构成了当时俄国社会生活的众生图。作者于这些精致小说里确立了真实描写生活的美学原则,确立了塑造典型形象的美学原则,体现了人道主义精神,体现了民主意识,这使得《别尔金小说集》成为俄国小说发展史上具有划时代意义的里程碑。

在具有代表性的普希金所创作的小说里头,极具典型意义的那种“都市小说”,大概就要数《黑桃皇后》(1833)了。这位作家借助带有极端个人主义意识以及贪婪个性的格尔曼这一形象,展现出金钱对于人的意识以及本质所产生的侵蚀作用,又凭借一事无成以及日趋衰老、即将离世的老伯爵夫人的形象,呈现出浮华的上流社会生活所导致的人性的堕落。在这个地方,此地作家针对都市贵族过的生活,那种带有批判性质意味的一种描写,这本小说借助舞会、赌场、出门游玩、出去约会啦等这些场合,所折射出来存在着的社会道德方方面面那些规范的举动等,特别是对于金钱与爱情之间、个人与其他人物之间、人物自身的命运和充满不确定性的赌注这种等典型的“都市主题有关的事物”精准的把握情况,全部都彰显出了作家有着的敏锐超凡的社会洞察力这一特点么,进而致使该部小说存有强烈显著的社会批判的重要意义了。这一篇小说在人们将它发布之后就产生而来很大程度上的影响,甚至就好像歌德笔下所塑造的维特这一知名形象,吸引来了众多痴狂深情的模仿跟随者一样的情形那般,小说当中的格尔曼这个形象同样也获得了一些愚笨蠢笨的仿效跟风的人。普希金本人,于1834年4月7日,在日记中写下“我的《黑桃皇后》很走红”,还提到“赌徒们都爱押三点、七点和爱司这三张牌”。格尔曼和伯爵夫人,是小说里的两个主要人物。在对这两个人物的描写方面,作者提到的两个“相似”值得留意:格尔曼的侧面,像拿破仑;死去后还仿佛在眯着一只眼看人的伯爵夫人,像黑桃皇后。借助这两个比拟,作者凸显了格尔曼身上有着坚定且冷酷特质的个人主义心理以及赌徒性格特征,凸显出伯爵夫人身上存在的“不祥”之兆,这一“不祥”之兆,一方面是针对她刻薄、爱虚荣的性格对他人造成的影响来讲的,另一方面是针对浮华、堕落的社会对她产生的影响来说的。在对格尔曼进行描写之际,作者运用了粗犷的外部白描与细致的内部刻画相互结合的手法,极为充分地传递出了格尔曼贪婪、无情的心理状态。这部小说在人物塑造方面有个超乎寻常突出的地方,那就是有着极为细腻的心理描写,这同时也表明了普希金小说创作里一种新倾向、新特征已然成熟。这本小说情节紧张得很,老伯爵夫人被吓得丢了性命的恐怖场景,格尔曼有着大赢大输情况的赌局,全都被描绘得令人胆战心惊。可是呢,在处理好多人物之间关系的时候,在交代充满戏剧化的故事情节之际,在刻画细致到极致的主人公心理状态的当口,作家却让人颇为意外地维持了作品风格的简洁以及紧凑。格尔曼与丽莎白·伊凡诺夫娜的交往历程,格尔曼的三次疯狂赌博行为,特别是那片言只语的“结局”,都被描绘得简洁却又不失充实感、丰富感,展现出普希金卓越的叙事能力技艺。现代的批评已然留意到这篇小说对于果戈理的“彼得堡故事”这类俄国“都市小说”产生的影响,察觉出格尔曼与陀思妥耶夫斯基笔下的拉斯科尔尼科夫(《罪与罚》主人公)等人物存在的亲缘关联关系。
具有鲜明风格特征的是普希金的小说,在刚开始写作以及发表小说之际,普希金或许还欠缺信心,或许是忧虑自己那与流行文风差距甚大的新型小说极难被人们接纳,或许纯粹就是想跟读者和批评界开个玩笑,所以在《别尔金小说集》首次发表之时,他没署自己的真实名字,费尽心思编造出一个作者“别尔金”来。小说发表之后,有人问普希金谁是别尔金,普希金回应道:“别管这人是谁,小说就应当这样去写:朴实,简洁,明晰。”。那被称作“简朴和明晰”的,就被众人认定为普希金的小说的风格特征,甚至是他整个创作的风格特征咯。
作者面对生活的现实主义态度,是这一特征的首要体现。对生活进行多面且真实的反映,对个性予以具体又典型的塑造,所有这些现实主义小说艺术最为突出的特征,在普希金的小说里都得到了突出呈现。普希金的“简朴与明晰”,在小说的结构以及文体方面也有所表现。普希金所著小说篇幅通通不长,其中最长的《大尉的女儿》也没达到十万字;普希金小说情节基本不复杂,线索通常不多于两条,并且发展脉络着实特别清晰;将无谓情节予以舍弃,此乃普希金小说结构方面的一大显著特点,故事交代进程中,作者都会忽然剪断中间长长的部分,如此一来,不但节省了篇幅,让小说结构更为精奇巧妙,还强化了故事的悬念。普希金,在《别尔金小说集》里,这一手法被广泛且成功地运用了:《射击》、《暴风雪》,还有《驿站长》,它们都是由两个部分构成的,作者仅仅截取了故事精彩的一头以及一尾;这些小说的结尾都极为利落,《暴风雪》、《村姑小姐》,乃至《棺材店老板》,更是戛然而止的;在这些故事当中,作者常常运用几句简单的插笔,便改变了线索发展的时空,转换相当自如。
普希金小说的文体是极为简洁的,在其小说里,句式并不长,人物对话颇为简短,对人物的描写常常简洁至极,鲜少有细节描写与心理推理,在运用比喻、进行议论以及写景之际,普希金大多惜墨如金,却往往能够起到画龙点睛的功效,他高超的诗歌技巧明显恰好在小说创作中得以运用,此外,构成普希金小说明快风格之处,存有着作者面向读者的真诚以及他对于小说角色时常抱有的那份幽默。这样两种成分相互结合着,反倒致使普希金的叙述呈现出轻松的态势,然而却并非轻飘的那种,是那种坦然自若,且又自然而然的状态。不存在任何多余的事物,不存在任何做作的事物,这便是普希金所创作的小说,这便是属于普希金小说的风格。
1830年到1834年期间,普希金集中创作出六篇童话,其中包括《神父和他的长工巴尔达的故事》(创作于1830年),还有《母熊的故事》(同样创作于1830年),此外有《沙皇萨尔坦、他的儿子——威武的勇士吉东大公和美丽的天鹅公主的故事》(创作于1831年),以及《渔夫和金鱼的故事》(创作于1833年),也有《死公主和七勇士的故事》(创作于1833年),最后是《金鸡的故事》(创作于1834年)。哪怕在此之前普希金就已经有过尝试童话写作的经历,哪怕普希金那部成名之作《鲁斯兰与柳德米拉》也几乎可以算是童话类作品,然而普希金在其创作步入成熟期的时候却陡然间开始连续去写作童话,这终究还是形成了普希金创作历程当中一个能够吸引他人目光的现象。
这些普希金的童话是写给儿童看而且不例外的那类,长久以来,俄罗斯人家有许多幼儿童年是在妈妈或者外婆朗读普希金童话的声响中入眠,毫不夸张讲,大多数俄罗斯人的童年记忆是和普希金这几篇童话紧密相连的且由此构成的,然而,普希金这些童话的读者却绝不止于儿童,它们同样能给成年人带来审美方面的享受,它们同样是普希金创作处于鼎盛阶段时的经典作品,在阅读普希金这六篇童话作品之际,我们能够对这样几个问题略微予以留意。
先是这些童话跟民间创作的关系方面的问题,童话本来就是一种民间文学特质格外浓厚的体裁,普希金的这六篇童话取材自民间传说,有的甚至是他的奶奶以及奶娘讲给他听的口头故事,《神父和他的长工巴尔达的故事》是普希金在集市听闻的,他于1824年在一个笔记本里记录了这个故事,在为写作《沙皇萨尔坦、他的儿子——威武的勇士吉东大公和美丽的天鹅公主的故事》而作的笔记当中,普希金也抄录了这个民间故事的两个不一样的版本。六篇童话都具有鲜明的民间故事特征。比如,这里的每一篇童话是这样的,民间故事典型的三段式结构出现在其中:巴尔达在三场比赛里三次战胜小魔鬼,巴尔达弹了神父三下脑门,勇士吉东先后变成蚊子、苍蝇以及蜜蜂三次出访萨尔坦的王国,叶利赛王子面对太阳、月亮与风儿的三次发问情况等;比如,每篇童话的内容有着鲜明的教益性,类似寓言,童话中的人物善恶区分明显,结局都是皆大欢喜,也就是好人战胜坏人,而且恶人受到惩罚;还比如,这些童话故事情节均发生在笼统的、模糊的故事时空当中。然而,这些童话乃普希金所创作,所以具备全新内容与形式,拥有叙事诗甚至抒情诗的属性,达成了从民间故事至文学作品的过渡及转变,其文学性与普希金的其他作品相比毫不逊色。在内容方面,这些童话有着诸多普希金式的推陈出新,像是《渔夫和金鱼的故事》,原本主旨是让人各安本分,不可过度贪婪,然而普希金把渔夫老婆的最后一个要求改成要做大海的女王,要金鱼永远伺候自己,感觉到自由快要被剥夺的金鱼最终不再相伴,致使渔夫老婆的全部希望破灭,如此的改动无疑具备深刻的普希金意识与普希金精神,也就是自由的权利神圣不可侵犯,绝对不能出让。从形式方面来看,这些童话都被诗人普希金给予了精巧、完备的诗歌形式,它们读起来顺口悦耳,这毫无疑问也是这些童话将近两百年来在俄国以及世界各地世世代代广泛流传的关键前提之一。《沙皇萨尔坦、他的儿子——威武的勇士吉东大公和美丽的天鹅公主的故事》以及《死公主和七勇士的故事》,皆是用“我也在场”“我也在座”一段话收尾,普希金特地表明的这种“在场感”具备象征意义。
其次是这些童话的外国情节来源及其“俄国化”的问题。普希金的这六篇童话,除了《母熊的故事》由于没有完成所以那种“出处”很难确定之外,其他各篇都有其“改编”对象,《渔夫和金鱼的故事》几乎在欧洲每个民族的民间故事里都能见到,按照苏联时期的普希金学家邦季考证,普希金的该童话是直接从《格林童话》里的故事获取素材而作;关于《沙皇萨尔坦、他的儿子——威武的勇士吉东大公和美丽的天鹅公主的故事》的原型故事,从16世纪开始就在西欧多个国家中有流传;《死公主和七勇士的故事》明显就是“白雪公主和七个小矮人”故事的翻版;而《金鸡的故事》的源头在1933年被诗人阿赫玛托娃探明,就是美国作家华盛顿·欧文所著的故事集《阿尔罕伯拉故事集》(1832)里的《一位阿拉伯占星师的传说》,人们在普希金的藏书中发现了欧文此书的法译本。然而,那些在欧美各国四处流浪的故事母题,在普希金笔下,毫无无一例外都被本土化了,被俄国化了,其中的场景是地道的俄国山水,其中的人物是地道的俄罗斯人,他们讲着纯正的俄语,描述他们的语言是纯正的俄罗斯诗语,最重要的是,他们展现出了纯正的俄罗斯性格,更为关键的是,他们也都具备普希金笔下人物的典型特征,比如说,在《死公主和七勇士的故事》里公主拒绝七位勇士的求爱,我们从中能听出来《叶甫盖尼·奥涅金》中达吉雅娜对奥涅金所说的话语。普希金把“迁徙的”童话母题俄国化的这般努力,竟然如此成功,成功到能达成“喧宾夺主”的效应,现在一旦提及《渔夫和金鱼的故事》,好多人首先想到的便是:这是普希金所创作的作品,这是一部属于俄国的童话。
最后的问题是,这些童话的内容以及风格,和普希金整个创作之间的关系。我们留意到,在十九世纪三十年代前半期的俄国文学里头,普希金的童话写作并非是个例。果戈理写出短篇集《狄康卡近乡夜话》(1831—1832),这部短篇集具有民间故事色彩,茹科夫斯基写出《别连捷伊沙皇的故事》和《睡公主的故事》(1831),达里编成《俄国童话集》(1832),这些举动不约而同,或许表明,当时俄国作家开始朝向民间创作,在民族的文学遗产中汲取灵感,开始了一场有意识的文化寻根运动。普希金个人进行创作时,童话写作跟他的“现实主义转向”是基本同步的,这一转向也就是叙事性朝着现实展开了强化,同时,童话写作跟他的“散文转向”也是基本一致的,普希金在《金鸡的故事》收尾处写下言语表达:“童话虽假,但有寓意!对于青年,不无教益。”这几句诗作极为恰当地透露了普希金从事童话写作的背后动机。在《神父和他的长工巴尔达的故事》这个作品里,普希金在民间故事根基之上,强化了针对以神父作为代表的压迫阶层的嘲讽,这般改动竟然致使这部童话在当时没办法发表,在普希金离世之后,茹科夫斯基为了能让书刊审查官能放过这个作品,甚至把主角之一的“神父”改头换面成“商人”。从风格方面来讲,普希金改编童话十分得心应手,因为童话体裁所具备的纯真以及天然,原本就是普希金一直追求的风格,原本就是他创作风格的整体呈现。普希金借助这六篇童话的撰写,把民间故事引入俄国文学,把现实关怀以及民主精神纳入童话,其最终成果,致使这些纯真的童话变为了他真正具有实质意义的成熟作品。
普希金所创作的童话,就跟他自己写出的情诗与小说一样,全都是他在创作领域里的精品之作,通通都是非常值得我们去认真捧读的那种文学经典呀。
刘文飞
二〇一九年三月
文章评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