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庭困境压垮亚洲社会，再不救，真来不及了

【导读】社会构成的基本单位是家庭，它与社会的发展潜力以及发展方向直接相关联。在东亚各国往昔的历史进程中，家庭主义始终被视作关键文化传统，甚至被尊崇为国家意识形态。但事与愿违颇具讽刺意味的是，当下东亚各国的家庭系统陷入了一种境地，该境地貌似比西方社会还要尴尬。本文表明，需以更为宏观的视角去理解“家庭困境”，实际上，东亚地区在面对现代化生活方式以及社会组织方式时，于家庭困境方面具备高度的相似特点：身为后发的国家或者地区，毕竟现代化进程存在压缩情况，家庭变成了国家治理的一种手段，其作为私领域的意义遭到了削弱。并且在中国，鉴于因资源分配所引出的“国内移民”制度，致使家庭、人口被纳入到特定的经济发展规划里。中国若要缓解家庭以及人口困境，仅仅依靠开放生育是远远不足够的。有着援助属性的“家庭政策”，针对国家里头家庭生活以及发展所出台，且要对国民社会权的供给体制予以改革，这乃是迫在眉睫之事。文章的原本刊载之处是《城市治理研究》第3卷，在这里稍稍进行了编辑删改，仅仅是代表作者本人的观点，特此进行编辑发布，用来供读者去思考。

▍关于“家庭困境”

过去曾出现的一些社会问题，外表给人意欲以为有存在各自问题的症结之处，然而一块儿呈现出来的另外一部分却是跟家庭有着关联的焦虑，那被拆除的房子，放在寒夜马路边上的被褥以及生活用具，会给人一种“被碾压的家”的视觉方面的刺激，更不用去说孩子的安全问题了。在这个地方，我打算想用“家庭困境”这样一个词语，去描绘当今中国社会里家庭的实际情形状况，以及人们对于家庭生活安全方面普遍怀有着的担忧虑。

于学理层面而言，怎样把涉及家庭生活的各类问题，归为“家庭困境”，这是需要审慎考量的。在家庭科学领域，“家庭困境”（family crisis, family in crisis）这一概念起初主要是跟着家庭压力（family stress）理论进入人们视线范围的。早上的时间，再追溯到上世纪30年代起始的时候，一部分从事社会科学研究的人员，开始把物理学、工程学里的“压力”这个概念引入到社会科学范畴之中，用来研究外在存在的强迫性质的力量，对于个体而言可能会构成的那种具有威胁性的情况，以及因为这种情况从而产生的属于心理方面的、生活方面的担负，还有各种各样的危害、处于困境的状况。

自60年代起始，有一些从事研究的学者把压力这一概念运用到家庭研究领域。家庭压力理论不但关注家庭里的个体，还把家庭当作一个呈现有机状况的社会系统，外部社会出现的变动，涵盖经济方面的发展，社会结构以及人际关系等多方面的变化之类的情况，必定会对家庭产生压力。家庭压力理论具有代表性的学者Boss, P.表示，家庭压力在本质上是一种稳定的家庭系统所发生的改变。要是变化是能够预先料到的，或者是被人们所期望的，那么这种变化有可能是具有积极意义的。反过来讲，如果家庭所承受的压力以及其有可能导致出现诸般后果呈现出不确定状态并且是不被期望发生的，那么此种情况就极有望存在负面性质。而在一部分学者的认知里，家庭困境是依托压力构成的具有决定性意义的转折点，困境自身涵盖着变化的各类可能性（包含复杂性以及双面效果这两个方面，也就是说既存在致使某个家庭遭受极为严重创伤的可能性，又存在为一个家庭给予成长契机的可能性）。还有一些学者把那些不被期望出现的压力及其后果认定为家庭困境。

具体家庭，当其面对多样相关因素发生变化之际，所可能出现的负面转变进程，被主要理解成家庭困境。基于此理论，进而衍生出应对（coping）、家庭韧性（family resilience），以及涵盖困境管理、资源管理，被称“家庭压力管理”的一整套概念与理论。和这些理论相互关联，于当下各国政府机构以及社会团体里面，我们能看见不少以社会心理学、社会工作等作为专业化背景的家庭压力管理援助机构。能够这么认为，关于家庭压力、家庭困境的理论，在推动现今各个国家的家庭政策、家庭支援体制的构建方面，有着切切实实的意义。

然而，这般一种家庭困境理论，相随的相关应对体制，一方面，兴许会被源自个体主义的、自由主义的、以及建构论等诸般家庭观予以质疑。另一方面，哪怕是置身于维护家庭价值的立场之上，怎样从更为综合、宏观之角度，去领会并应对家庭压力以及家庭困境呢？这乃是需要研究者持续拓展的课题。

并且，关乎家庭生活关联的社会问题，于世界各个国家以及各类学科里，它们事实上已然被划分到像“人口问题”，“生育率低下亦或少子化”，“高龄化还有独居老人”，“晚婚或者不婚”，“孤独以及无缘”等种种各异的问题类别之中了。

于这般情形之下,身为一个归属于社会问题范畴的“家庭困境”,它是不是仍旧存在着自身无可取代的意义范畴？换句话讲,此问题范畴的构建,于现实里有没有具备保护公民生活的意义？与此同时在学术层面它有没有利于我们进一步领会社会变动逻辑的可能性？这些同样是有待学者思索的问题。

▍“东亚的家庭困境”：有关国家-家庭关系的政治经济学

在往昔几十载岁月里，涉及婚姻与家庭生活的各类问题，愈发演变成世界各国学术界以及政府共同直面的关键课题。我们能够清晰领略到，家庭系统历经的诸多转变，凭其直接作用于人口结构、劳动力供给等关乎民族繁衍以及国家经济实力等重大事宜，致使在原本以个体价值与自由主义作为现代性主要特性的西方各个国家，家庭价值得以重新兴盛，政府也相继出台由国家予以支持的家庭生活、家庭发展的各类家庭政策。

然而，具有讽刺意味的是， 在东亚各国，家庭主义向来被视作重要文化传统，甚至被尊为国家意识形态，如今，家庭困境不但比西方社会更突出，而且在对国家与家庭关系进行调整时，还遭遇了比西方更复杂的问题。

拿生育状况当作例子来说，在2015年的时候，有一个统计数据表明，在全球被进行统计的224个国家或者地区当中，东亚各个国家的生育率情况是，除了中国排名186位之外，并且日本排名211位，除此之外，还把全球最低的五个名次全部囊括了：

此外，诸多调查统计得出的数据表明，在日本、韩国等社会里，年轻人晚婚、不婚的状况，老年人独居的情形，大多已然变成突出的社会问题，以至于家庭系统呈现出崩溃的趋势，成为这些社会普遍存在的担忧。

有多种状况在一定程度上表明，在社会变动进程里，针对家庭系统出现的负面转变，东亚社会借由传统家庭价值观呈现出的防御功能是存在局限的。也就是说，要对东亚社会的家庭困境情形予以说明，需要借助其他角度。在针对韩国社会情形进行研究时，有不少学者留意到国家发展进程中家庭伦理以及家庭功能遭受过度压榨事宜 ，涵盖对家庭实施剥削的福利制度 ，基于性别偏见构建的工业化 ，具备家庭化特征的产业治理 ，一味过度追求教育等情况。

韩国社会学者张庆燮，敏锐地从国家与家庭关系角度出发。据此解释了，在有着深厚家族主义传统的国家里，家庭为何会陷入种种困境。他自觉地把韩国的家庭问题，理解成一个“东亚的”问题，还将其称作“东亚暧昧的家庭危机”。在此之前，他已提出“压缩的现代化”概念，用作解释东亚各国家庭危机及社会危机的分析工具。

将西方国家历经的两个阶段过程，也就是经济、政治、社会以及文化的现代化进程，还有个体化、风险社会、全球化社会的进程，压缩成一个阶段，这是亚洲国家作为一种追赶型现代化所呈现的情况，此乃一个在时空层面被高度浓缩的过程，诸多社会危机由之而生。

韩国学者提出的这一观点，于日本获得了家庭社会学家落合惠美子的热烈呼应，她凭借具体数据，更加细致地对东亚各个国家进行了类型区分，她把韩国等东亚国家推进现代的过程界定为“压缩的现代化”，还将日本迈向现代这一进程定义为“半压缩的现代化”，以这样的架构为基础，她针对日本家庭面临困境的深层背景展开了进一步剖析，其中涵盖了家庭作为私人范畴与公共范畴相隔离开来这事，以及女性在家庭私人范畴中受到限制，家庭变成国家的较低层级单位等诸多问题。

处于极具家族主义传统的东亚各个国家，家庭系统为何会陷入仿佛比西方社会更为难堪的状况。这种状况是怎样形成的。是什么因素导致其处于这样的境地。

分析国家与家庭的关系变动逻辑，我们能看到，在东亚各国，民族主义兴起，现代国家兴起，多曾把对家族主义的批判、对家庭制度的再造当作重要手段。在此过程里，家庭在价值地位秩序方面，跌落至国家之下，在现实当中，也无法避免成为国家治理手段的命运。

▍问题的要害和复杂性

如前面所讲述的那样，由国家对家庭予以支撑扶持的“家庭政策”制度，是当下世界各个国家用来应对家庭所面临的困境的最为重要的手段当中的一个。

但于东亚各个国家之中“家庭政策”的推行跟当初那种压缩型现代化进程有着颇为相像的特性这种特性呈现为是由国家来主导的、属于追赶型的进程在面对人口危机降临的时候（此人口危机还包含其经济风险以及社会风险）各个国家的政府开始去为家庭自身再度赋予价值。

比如新加坡，为了去应对生育率急剧下降这一问题，在2004年的时候，刚刚上任的总理李显龙，就在国庆演说当中，提出了家庭第一这样的价值观，把“家庭价值”当作政策重点，号召要把新加坡建设成为“友善家庭的环境”。

在几乎同一时期，也就是2004年10月，处在中国台岛地区，“行政院”社会福利推动委员会第8次委员会议通过了一项决议草案，这项草案是关于政府拟制系列家庭政策群的《家庭政策》，此草案针对“中国的”家庭价值以及国家 - 家庭关系作出了意味深长的再认知，这里是根据2015年修正稿：

人类社会生活的核心是家庭，它对个人发展以及社会稳定有着重要的意义和功能。进入现代社会之后，社会制度变得更加多元，许多新兴的社会服务机构形成了，这些机构填补了家庭的部分功能，特别是在教育、托育和养护方面。然而，这些发展状况并没有取代家庭在满足社会福利需求时作为最基本处所的地位。我国传统文化里的家庭型态，主要是立基于那种三代同堂的主干家庭形式，通过内部成员彼此给予的互相帮助、支持以及分担照顾责任，甚至还扩大到氏族宗亲家族网络所提供的资源援助，以此构成了社会福利的基石。只是因为人口结构跟社会发展出现的变迁，就业环境不稳定或者家庭解组等这样的现象，家庭已经没办法像过去那样凭借自身（或者氏族）的力量正常发挥功能，家庭能量正在减弱，而且有着严重的弱化趋势，这是值得去正视的。

有鉴于这么个情况，各界就有了制订家庭政策的呼吁，93年的时候，对制订家庭政策的核心思想来说，是基于支持家庭的理念的，并非毫无限定地侵入或者管制家庭，国家和社会应该认识到家庭在变迁当中，已经没办法退回到传统农业社会的家庭规模、组成还有功能展现那样的状态了，同时呢，也坚信家庭的稳定状况，依旧是国家和社会的稳定和发展最为坚实的基础，而家庭所面临的问题和存在的需求，极其需要国家和社会给予帮助。

于其中，我们并非难以留意到，政府针对家庭价值的再度构建举动，依旧复杂地纠结于对国家与家庭关系的再次确认之内。然而无论怎样，此草案明确指出了问题的关键之处∶“家庭”于教育、托育以及养护等层面已无法担负亚洲传统家庭所履行的功能。不管是出于家庭自身缘故，亦或是为了民族国家以及全社会的利益，国家都必定要确立起扶持家庭的理念，构建出家庭政策的体系来。

然而，家庭观的调整 并不意味着家庭状况就能迅速改变 即便家庭政策开始启动 情况也并非如此。

倘若讲东亚各个国家以及各个地区家庭危机的形成，属于“被压缩的现代化”抑或是“半压缩的现代化”的伴随产物，具备时空结构的规定特性，那么，其改变，必定会遭受现实社会结构的约束。

以韩国的家庭福利体制作为例子，有调查得出的结果表明，实际状况出现了变化，这种变化显著落后于民众福利观所发生的改变，相较于1981年，2010年的韩国人已然极少期望由家庭成员去承担赡养老人的责任，在这方面他们的观念跟同时期的日本人、美国人没有什么不同之处。然而在现实当中的2010年，韩国仍旧有一半多的老人在接受子女给予的经济援助，这个数字比日本和美国超出了四十多个百分点。

这项调查得出的数据，从一个侧面体现了，在东亚各个国家里，老年人同样身处个体化的社会进程当中，他们对于依靠市场的经济生活自立，以及依靠公民与国家关系的社会保障，怀有跟西方社会里的老人相仿的愿望。然而在实际情形里，他们仍然很难挣脱家庭福利体制的限制，以及对子女养老的依靠。想一想中国的状况，我们不难明白，已有的家庭福利体系，不但以国家以及社会对老人社会支持比较欠缺作为背景，而且涵盖了福利体系对父母自身养老能力过度地抽取——父母自己用来赡养自己的资源，被各种各样有形无形的制度规定，拿去给子女（包含成年子女）做教育、买房、成家等费用支出，甚至被用于给孙辈抚育或者教育以及基本生活的援助。

再者，当我们着手凭借以“东亚”作为视角以及分析框架，去认知各国所遭遇的家庭危机之际，我们还得对“东亚”内部存在的差异性存有充足的意识。

不得不承认，被称作“高度压缩的现代化”的这一情况，是致使中国家庭价值下滑、国家与家庭间关系迅速改变的重要成因里头的其中一个。而这些状况，又构成了家庭福利主义变为国家所提倡的意识形态、家庭自身成为国家治理关键工具之类现状的深层背景。

中国存有和其他各国不一样的问题，现如今中国具备带有国家功利主义特性的福利制度，它已嵌入到一整套社会体制里，这里面囊括了身份化、地方化、等级化的公民社会权供给体制和行政管理体制。可这些制度会成为保障家庭福利体制的屏障，实际上它们也会妨碍中国去出台应对家庭危机的新篇章。和东亚各国家情况相同，政府期望能更多地开拓运用家庭的保障或者福利功能以及经济消费功能。

除此之外，因中国当下已然构建起一套愈发精细的国内移民制度，这致使“人口困境”这一推动世界各国、尤其是当下东亚各国政府推行家庭政策的极为关键的变量，在中国或许也会遭遇失效的风险。

地方政府，尤其是处于一、二线的城市里那部分政府，于人力资源竞争当中，遵照经济理性原则，借由市民权赋权政策予以调节，针对各类不同类别的“人口”施行区别化的吸纳亦或是排斥，借此达成城市利益的最大化。

处于如此这般的逻辑情形之下，民族国家的整体利益存在着被分解的可能性，社会问题同样有可能在时间与空间的维度上被实施转移以及进行转手——是以牺牲未来所具备的代价，从而去确保当下的状况得以维持；是以牺牲大部分区域以及其社会所拥有的代价，进而去维护某些区域以及某些群体所享有的利益。

目前存在这些情形，中国若想减轻已然出现的家庭困局、人口困局，单单依靠放开生育限制举措，是绝对不足够的。国家向家庭生活以及家庭发展给予援助的“家庭政策”的颁布，在中国当下已经十分紧要。于此同时，国家对于国民社会权的供给体系，需要施行重大的改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