厌男一词引发热议，它是性别对立还是另有隐情？

“厌男”，这是一个今年进入大众视野的热门新词。

被翻译为中文书名《她厌男，她是我女友》的那本，是今年五月出版的，韩国作家闵智炯所创作的书，这本书的中译书名，多少带有那么点“标题党”的意味，它的韩文直译大略是“我的女朋友是个疯子女性主义者”。这本书是一本恋爱轻喜剧小说，它是以“普信男”作为第一视角进行讲述的，内容是男主和成为了女性主义者的前女友再一次重逢的故事，书中提到的“疯子女性主义者”，其用意在于讥讽以男主作为代表的、对于女性主义者一直以来的刻板印象。没过去几个月之后，更为直接的那种“真·标题党”登场了：法国女性主义作家波利娜·阿尔芒热，也就是写于2020年的那本《我，厌男》，其英译书名正是I Hate Men。这本书的中文译本，在今年七月的时候，还没有上市，就在“豆瓣网”上面遭到了一星评论，一些读者的反应极其激烈，大致意思是：“有本事就用《我，厌女》出本书啊！”。然而出版方并不为之害怕，依旧在“豆瓣网”上面放上了预定链接，并且随书还附送“厌男”主题贴纸。

那“厌男”这个词汇，它会是在搞出性别对立的情况吗，到底啥才是“厌男”呢，并且它同“厌女”之间又存在怎么样的区分呢？

本文将要回归至历史的语境之中，去剖析以及梳理那些词汇被男性所使用的语境，那些词汇被女性所使用的语境，还有它们的演化进程，并且详细讲讲“厌女”这个词汇最初是怎样在“性别对立”当中诞生的，以及基于上野千鹤子所著的《厌女》，谈论“厌女”这个批判工具于一些公众舆论事件里的运用。

1、“厌男”的语境

关于“厌男”这个词引发的争议，并非新鲜之事。在西方历史进程里，女性主义运动始终承受着被指为“厌男”的压力。回溯到半个世纪以前，美国第二浪潮女性主义运动之时，参与了女性平权运动的女同性恋群体，尤为容易遭遇此类指责。由于对众多批评有所顾忌，贝蒂·弗里丹这个被后人称作“现代女性解放运动之母”的人，当时曾经反对由自己参与创始的“全国妇女组织”支持女同性恋，并凭借贯彻 “不疏离男性” 的合作主义立场，一度遭受了同伴的疏离。尽管从长远角度看，这更有可能是弗里丹出于政治对策考量（后期她支持女同群体）而做出的决定。对污名化标签的抗拒，始终贯穿于女性争取平等权利的运动进程之中，“厌恶男性”这样的指责仅仅是其中的一项而已。女性主义者致力于对既定的、过时的性别秩序发起挑战，努力打破传统的性别规范约束，坚守传统观念里的“好女人”是没办法对父权体制构成挑战的。直到20世纪70年代，第二浪潮女性主义运动步入尾声之时，反对该运动的保守派所挑选出的女性代表，菲利斯·斯拉夫利，依旧热衷于在演说里，轻声细语地重复这样的论调： “女性主义者皆憎恶男人，她们一心只想让女人全都脱离婚姻，去破坏家庭”。

2020年，在《美国夫人》当中，凯特·布兰切特饰演了这样一个角色，这个角色是她自己会予以反对的，此角色为菲利斯·斯拉夫利。

今时今日，女性终于不必非得在发表性别平等相关观点之前，耍些策略性手段，赶忙先添上一句“我不是……”以此来佯装划清界限了。当下的社会，是这样一个时代，即女性所怀的愤怒以及她们提出的要求能够得以表达，能够被人听到。然而而且，这同时又是一个时代，在这个时代里，那些秉持大男子主义的人会因之而感到自己被冒犯了，进而心生怨恨，之所以如此，是由于他们身为男性所拥有的性别优势，或者说是他们应得的男性特权正在逐渐丧失，基于此，他们便会倍感恐慌，满心愤怒。这同样也是这么个缘由，致使一句“男的不中用”从而能够引发这般巨大的反应，然而“每一个男的都不是什么好物”这类的埋怨过往从来都并没有真切地激怒过那些秉持男权主义的人。这两者之间的那种差异呈现为啥情况，那也就是下面这样一番状况，后面的这种情况不外是以怨妇口吻讲出的言辞，要不然仅仅只是属于弱者彼此之间起到安慰功效的话语罢了，可是前面的那种情况却是针对于男士特权展开的讥讽。女性的愤怒，被嗤笑成“女人呀就是情绪化”，并且被看成是一种没法得到理解，还显得有失体面的那种发疯行为，这可是女性主义者常常会碰到的场景，举例来说，当伊丽莎白·卡迪·斯坦顿也就是Elizabeth Cady Stanton尝试把“女性同样应该去争取选举权”这样的要求摆到台面上的时候，她马上就收获了“疯子”这样的骂名。

这样一来，《她厌男，她是我女友》这本书的作者是闵智炯，在书名里他很熟练就能把“疯子”跟那些“女性主义者”捆绑在一起，这就变得容易让人理解了。这本书有中文译者，译者也同样娴熟，在书里面添加了中文网络热门词，比如说“直男癌”，还拿“韩男”去对应“国男”，并且用“厌男”替换掉原书名中有点冗长的“疯子女性主义者”。就此可以说，这位作者跟译者确实对于性别争议话题都相当熟悉。将那种用以高度集中体现大男子主义者各类行径特点的表现，进行提炼、汇集而总结成“典中典”（此为网传用语，是“经典中的经典”的简称缩减形式），造就出一类高度模式化样貌形象，这实际已然成为网络领域围绕性别话题内容开展探讨议论的寻常手法方式。当下极为人气火爆的面向女性群体的商业影片《芭比》里，众多能够引发读者或者观众内心产生共鸣感受的笑点设计安排，全部都是依据各种各样“典中典”式的性别惯有条理而铺展开来的，整部影片作品就仿佛是一张粘贴满诸多标签的网络上吸引众人目光关注的热门帖子。事实上，那种把五花八门“典中典”都汇集于一体的实实在在有着血肉之躯的人类是压根不存在的，故而那些并不中意这种性别方面套路的人或许会明确表示出，这些相关描述给人留下的感觉特别肤浅，表述特别粗暴，很容易制造出刻板印象，还带有冒犯他人的性质。然而，有一点被他们在有意或者无意中统统给忽略掉了，那就是凭借性别套路去对女性作出评价，在男性这个群体当中是极为常见的现象（就好比在酒席饭桌上所开的那些专门针对女性的性别玩笑，其中涵盖了各种各样关于“女司机”的笑话）。

《芭比》剧照

《我，厌男》的作者，跟不少女性主义者一样，直接将那个曾带有污名色彩的用词“厌男”置于头顶，即自称“厌男”。这种把污名标签当作正面评语的做法，在平权运动里是一种常见的反抗策略，尽管效果并非总是那么理想。比如英国古典学学者玛丽·比尔德，年轻时在参加一次工作面试时，特意穿着蓝袜子。在当时，英国社会就业方面的性别歧视现象极为普遍，“蓝袜子”，也就是bluestocking，属于对女性知识分子持有古板而无趣、女书呆子模样的一种带有贬义的嘲讽，当她将蓝袜子露出的情况下坐了下来，已然做好了去迎接那源自面试官的嘲讽的全方位准备：好了，我老早就清楚你会怎样看待我，咱们直接把这一步跨越过去吧。

需要留意的是，“厌男”诸如此类的性别主义词汇，其使用的方式，与其所蕴含的内涵，皆借助新创造的表达方式以及把旧有的词汇进行翻新这种方式，从而发生着改变。

就拿“厌男”来讲，除去那种带有嘲讽特性从而指责女性主义者仇视男孩子的传统用法，有越来越多的女性自身也陆续开始运用“厌男”这个词汇，其指涉的批评对象已然从女性转变成为男性，这般主谓颠倒以及词义产生变化这件事十分地微妙。跟“厌女”有所不同，“厌男”（“man - hating”）此用法是简单明了、从字面意思直接取得的，当女性以自己作为第一人称主语去使用“厌男”的时候（也就是表述成“我，厌男”），主要是一种诉诸情感方面的表达。应当说，是先出现了“厌女”，之后才出现“厌男“。“厌男”情绪回应了女性，所回应的女性是那种深嵌于不平等性别结构里的，她们遭遇了“厌女”行为的伤害，“厌男”的表现有抵触、厌恶、愤怒、恐惧还有会回避那些表现糟糕的男性，在大多情况下，这是性别结构下弱势一方所产生的应激反应。

丽贝卡·特雷斯切所著的《好不愤怒》这本书，是以“女性的愤怒”为线索，将美国女性推动社会变革以及进步的百年历史串联起来的。

与此同时，鉴于互联网里性别话语迅速更新升级，“厌女”这一具备对结构性问题批判之意的性别研究领域专属用语，正遭致降级以及抽离那般的局面而沦为游戏化并情绪化的标签。众多性别主义新创词汇于具体运用当中，与其说是被作为搞性别攻击的工具，还不如讲俨然变为一场“玩梗”式的挑逗游戏，即谁先被激怒，谁就输了。一些参与的人，常常并不想着从这般的游戏当中获取什么更深层次的理解以及认知，或者是能够凭借这个去开展什么有效率的沟通与交流，而是把羞辱当作乐趣，去追求报复性质的胜利所带来的快感，这使得如今的性别讨论变得越发复杂起来。

2、历史语境里“厌女”一词的诞生和演化

“厌女”（misogyny）一词存在了数百年，在其进入严肃的女性主义研究队列之前就现身了，它原本是从当时的女性作者笔下诞生的，她们是受到触发后才发明这个术语的，触发她们灵感的是一本由男性创作的、针对女性这一性别群体掀起公开羞辱浪潮的册子。

1615年，英国有位击剑专家叫约瑟夫·斯威特南（Joseph Swetnam），他出版了一本小册子，这本小册子名为《对淫荡、闲散、固执和不忠的妇女的责难》（The Arraignment of Lewd, Idle, Froward, and Unconstant Women），它有着一个相当长的副标题，其明确指出是写给男性读者的，内容是给已婚男性逗乐、给未婚男性警醒的无害东西，且极富挑衅意味地宣称自己要攻击的是女性整体。我所讲的并非是女人里头处于最佳或者最差水准的那些部分，而是她们当中占据绝大多数比例的这类情况这样表述。 原话是：“既不是针对最好的也不是针对最差的，而是针对普通类型的女人。”。

暂且不管如今的具体情况如何，就单看这本小册子，其内容呢，无外乎就是把那些平常能见到的性别歧视言论进行了一番汇总大集合，斯威特南借用了圣经里的各种材料，还借用了神话里的各种材料跟经典里的各种材料，从伊甸园说起，再到大卫、所罗门，然后又说到阿伽门农那边，接着是赫拉克勒斯，还有尤利西斯，逐个地历数着各类因为女性而带来的祸害，宣称女性是有罪的，是不可信的，还是不值得任用的。可就是这样借助圣经权威的一种做法，在当时信奉新教的英格兰那里是挺受欢迎的，而这本小册子一直到18世纪的时候都还在不停地出版呢。

原本被激怒的那些女性们打定主意要进行还击，斯威特南所著的这本小册子，极为少见地出色吸引到了17世纪早期女性作者们开展一次带着集体创作性质的抨击，而且这次抨击同样借助了圣经方面所拥有的权威，其中产生影响最为大的是在英国红牛剧院上演的一部戏剧，它的名字叫做《被女性审判的厌女者斯威特南》，也就是（Swetnam the Woman-Hater Arraigned by Women），在这部戏剧里斯威特南所扮演的角色有着“Misogynos”这样一个称谓。虽为匿名之作，可研究者皆颇为笃定，这恰是彼时女性的回击作品当中的一个，亦是“misogyny”一词能最早追溯得出的源头所在。“misogyny”的词源源自希腊语miso -（意为hatred，即“仇视的”）以及gynē（意为woman，即“女性”），也就是“仇视女性者”。

直到二十世纪七十年代的女性主义运动第二次浪潮时，“misogyny”的内涵才一点一点地，从其字面意思扩展开来至“woman - hating”（仇视、讨厌女性）之外的含义，并且最终成为了女性主义研究最为基本的关键术语，还成为了理解父权制的一把入门级方面的钥匙。

1974年，知名女性主义者安德莉亚·德沃金出版一本新书，书名为Woman Hating，这本书里，对“厌女”的看法，在文化层面已经开始出现转变，所指的是父权制中，长久、系统且日常化的对女性进行的贬低、歧视以及打压，“厌女”这个概念绝对是深深扎根于父权制的核心。第二次浪潮爆发后的几十年间，“厌女”被用于分析文学与文化领域众多经典著作，从亚里士多德到莎士比亚都未能幸免，这份名单比斯威特南的要深入且详尽得多，不但如此，“厌女”还在不同领域进行扩展与深挖，康德虽在厌女名单之中，但女性主义者从康德那里汲取了不少理论资源，进而发展完善了“性物化”的概念。要是没有女性主义这个视角掺和进来，好多自认为客观中立的先哲，都没法自己察觉到“性别”这个视野认知的盲区：鉴于就连“理性”、“客观”，常常都被看作是男性专属的、卓越的特质，而“感性”、“情绪化”却通常在性别秩序里归属于更低层次的女性呢。‘人’这个字看上去好像是中性的，然而在历史之中，通常偏偏仅是以男性为主体来进行构建的：雅典城邦推行民主政治那时的‘公民’绝对是不把女人收纳在内的，并且欧洲率先开展启蒙运动起始之际，‘认为个人生来平等’的那种‘人权’观念，同样也是将女性给排除在外的。在历史上，对于女性当作一个人的主体性及其自主性予以抑制和否定之举是这般是司空见愦，竟然引出在妇女解放运动里提出的‘女人也是一个人’这种争取平等权利的呼声。1848年的时候，女性参政论者斯坦顿起草了那份著名的《情感宣言》，这份宣言几乎是逐字逐句去模仿美国国父们的《自主宣言》，然后把它应用在女性身上，正是通过这样做，来提醒政府，其行为违背了“天赋人权”，并且否定了女性的公民地位。

今日，我们探讨社会公平与正义，已然无法不将“性别”作为一项基本思考维度单独列入其中。尽管金伯利·克伦肖的交叉性理论（intersectionanality）在提示我们，性别压迫常常与其他维度的压迫同时交叉缠连，比如阶层、种族、性取向、婚姻状况、身体残疾、经济和社会地位等都能够产生压迫，进而共同发挥作用。那些女性主义者们，在对于“厌女作为结构性问题”这个论断的态度方面，以及使用方法上面，基本上是保持一致的，传统的社会环境，乃是以厌女的形式构建而成的，哪怕身处其中的个体，自己并不觉得自身厌女，也就是说，“厌女”并不一定要存在那种心理上针对女性的仇恨情绪，因为厌女早就不是“woman - hating”表面所表达的那层意思了。

我们能够试着归纳一下“厌女”跟“厌男”的差异，“厌男”乃是妇女解放运动过后、女性话语权扩充以后所产生的东西，平权运动之前，处于底层的女性发出的声音既不会被听见、也不会被记载下来，她们所表达的厌恶同样不会被两性关系里的站位高的一方加以重视，“厌男”能够在男性话语当中被用以指责女性妄图超越既定的性别规范，对原有的二元性别秩序构成威胁、形成挑战，第3部分会表明，这恰恰是“厌女”的一种体现，也就是划分出“好女人”应当待的范畴内容），且“厌男”也可能作为女性遭遇“厌女”或者性别歧视行为之后，在心理层面上所产生的情绪以及反应，这在当下被女性群体更为频繁地运用。对女性进行常态的系统性打压、贬低以及蔑视，这现象是出现于一种以男性为主体的建构里的“厌女”。所以呢，得先有“厌女”情况存在，才能够谈到“厌男”这回事。现今互联网上出现的“厌男”，还有像“爱女”“爱男”这类新的词汇表述，其实都是以“厌女”的概念当作基石从而展开以及衍生出来的新造词汇呢。

3、“厌女”概念的新拓展

上世纪八九十年代，玛莎·努斯鲍姆针对印度女性的处境展开了考察，九十年代时，她和麦金农等人针对“性物化”展开探讨，随后，这本讲述性侵的新书对相关讨论予以吸收并有了进一步拓展，它与我所写的《从零开始的反性骚扰运动》恰好存在接壤之处。

众多中国读者们针对“厌女”此词所展开的诸多讨论以及所形成的种种理解，全都是无法避开2015年被译成中文版的上野千鹤子书写的《厌女》那一本书的。上野千鹤子于2010年创作该书之际，恰恰是受到了第二浪潮女性主义者们的那些作品的影响的，进而凭借此开展了对日本文化、社会之中的厌女现象的一番分析。上野将厌女划分成了男女两种情形，厌女于男性身上呈现为“女性蔑视”，也就是厌女然而又渴望女人的，于女性身上表现为“自我厌恶”。即便上野千鹤子未曾用过“厌男”这个词，然而却等于给出了回答线索，此线索便是：“厌女”跟“厌男”从来都不等同，“厌女”是男性怀着对女性的渴望又实施伤害与贬低行为，把话说明白就这么回事，“厌男”仅仅是女性遭受伤害后害怕再受伤害从而进行的一种自保以及存在逃避意味的行为。并且当“厌女”所带来的伤害没有地方可以逃避时，那就只能转向女性内心向内的自我贬低以及近乎达到伤害自己程度的那种自我伤害行为了。这在书中所提及的，发生于1997年的“东电女职员”被害事件里，有着精彩的分析，起因是有一位出身算是精英层的，来自一流公司的女职员，在夜晚毅然决然地选择去当街卖娼这一行为，她以最低大概2000日元的价格，近乎是不要钱般地把自己的身体“贱卖”了出去，最终却不幸遭遇杀害。倘若不理解“厌女”这种现象的话，那同样是没有办法理解为何女性群体会纷纷对“东电女职员”表现出同情以及共鸣的。

英语世界最近又重新开始大量使用“misogyny”。2012年，时任澳大利亚总理，同时也是首位澳大利亚女总理的朱莉娅·吉拉德（Julia Gillard）在议会上发表演说，这一现象的一部分要归功于此，她以“厌女”和“性别歧视”（sexism）抨击反对党领袖托尼·阿博特（Tony Abbott）的言论，其中包括他说的“无论从生理还是性情上来说，男性都比女性更适合掌权”，以及将澳大利亚女性都说成是熨洗衣服的主妇。而阿博特的支持者宣称吉拉德用词不当，原因是他并非仇恨所有女性，不算“厌女”。在这场争论里，《麦考瑞词典》（其地位如同我国的《新华字典》，是澳大利亚学校采用的标准字典之一）的编辑苏·巴特勒决定更新词典中“厌女”的定义，把它拓宽为“对女性的根深蒂固的偏见”。巴特勒于访谈里表示 ，只因 “厌女” 一词之定义 ，几十年来未曾更新 ，以致于已然跟不上实际的使用情形了。

巴特勒更新过后的定义，事实上更贴近于上野千鹤子在《厌女》开篇所提及所说的，即：“厌女存在一个更为恰当的翻译，那便是女性蔑视。 然而，‘女性蔑视’太过简要，并且极容易同吉拉德一并提到的‘性别歧视’（sexism）相互混淆。”。凯特·曼恩，这位女性主义学者最先对“厌女”以及“性别歧视”作出区分，她把“性别歧视”界定为一种信念系统，它是父权制于理论以及意识形态方面的分支，涵盖了一系列父权规范和期望，像男性对女性具有支配控制，像划分男性拥有权威或权力的领域。而“厌女”呢，则属于父权制的“执法部位”，常常在女性跨越界限之际就响声大作，坚决守护着一些特权并且拒绝女性踏入和享有这些权益。厌女与性别歧视常常共同发挥作用，然而，有时存在这样的情况，厌女之人并非必然存在性别歧视。举例来说，男性会应允给女性划定一定范围，或者给予女性某些权力，条件是她不得构成威胁与挑战。一旦超越界限，便是应受惩罚的“坏女人”。于是，谴责与非难便会不对等地落到这些女人身上，致使她们遭受厌女行为的侵袭。厌女庇护着男性特权，使得男性觉得自身理应获得、或者能够从女性那里得到某些事物，一旦未能得到，期望落空，便会心生愤怒与怨恨，认定女性欠自己，甚或将缘由归责于女性。

过往十多年间，出现了一些新的涉及性别的事件，以及与之相关的争议，像西方的“METOO”，或者是“INCEL”（也就是非自愿独身者），这些情况使得“ 厌女 ” 这个词汇的内涵，还有其表现形式，都得到了新的理解。

2014年，在美国加州大学圣芭芭拉分校发生枪击案，在此案里，凶手艾略特·罗杰发布犯罪预告视频，他自称因未被女性喜欢，从而决定报复女性，结果因女生没给他开宿舍门，转而开始无差别枪杀路人，最终包括凶手在内共7人死亡，13人受伤，这事在英文社交媒体上点燃了“#NotAllMen”，也就是“不是所有男性”，和“#YesAllWomen”，即“是所有女性”的针锋相对。2018年，加拿大出现了罗杰崇拜者进行的模仿犯罪，其所归属的“INCEL”群体此后浮出水面，致使“厌女型仇恨犯罪”作为一种特定犯罪类型，开始引发公众的关注。实际上，在艾略特·罗杰之前，上野千鹤子所著的《厌女》书中，就对2008年于日本发生的、同样致使举国震惊的“秋叶原无差别杀人案”进行了剖析。该案件的犯人加藤智大，与加州大学分校枪击案的艾略特·罗杰相同，都属于“无人气男”这种厌女型罪犯。并且，加藤智大也同样将自己人生的失败归责于女性，进而由此展开对社会的无差别报复行为。我们甚至能在台岛近期“MeToo”运动里被曝光的明星黄子佼身上，看到这种完全相同的模式再现，即把失败归责于女人，进而要报复女性，而且是把所有相关不相关的女性都一同牵扯进来。

2017年，曼恩在《Down Girl》（中文版书名为《不止是厌女》）一书中指出，当用“厌女”这个名词展开分析时，存在一种“天真式理解”。具体而言，在分析“厌女”型案例时，我们极易过度聚焦于个体行为的成因，进而诉诸心理学解释，还会从加害者一方去定义“厌女”。如此一来，受害女性的感受与声音便被略去或者无视了。结果使得“厌女”成为一种毫无关联的个体行为，案例之间也丧失了共同模式与联系。不管是加藤智大，又或者是艾略特·罗杰，在这类案件发生后的报道以及讨论，都带来了相似的舆论情形：“性别歧视、厌恶女性”的指责被消除化解了。众多人士都在议论的是，这人也是非常凄惨且不容易的呀，此人面对女性追求喜欢但未能如愿以偿达成心愿，他存在着心理方面的阻碍问题，有着孩童时期经历的伤痛，遭受过精神层面煎熬折磨等状况。这不仅造成了曼恩所说的，那个叫做“himpathy”的情况（此指对男性施害者更容易出现过度同情，这是曼恩书里创造的词汇），还反过来使得凶手能够摆脱罪责，甚至自认为是正义的一方，就如同罗杰在视频当中讲的那样，“我可是为了千千万万和我一样遭受蔑视的男人呀，我并非看不起女性，我仅仅是看不惯她们那些不道德的行径”，致使罗杰最终居然成为了 INCEL 群体里被追捧的英雄。按照曼恩的说法，明明原本是毫无根据的猎巫行为，到了他们嘴里却变成了道德的十字军东征。

中文将“misogyny”翻译为“厌女症”或者“厌女情结”，这般着重心理、病理的处置，于实际事例里反倒强化了这种对“厌女”的“天真式理解”。如同上面所提及的词典编辑在访谈中的话语来讲，吉拉德批评对手阿博特“厌女”，并不需要使其坐在心理诊疗师的椅子上面检查内心是否憎恶女性。

海莉·鲁本霍德进行视角切换，将已有的“开膛手杰克案”毅然决然地从原本的本格推理类型，直接转变成为可称作社会推理的类型。

因此，为了对这般“天真式理解”开展纠偏举措 ，在海莉·鲁本霍德（Hallie Rubenhold）所著的《生而为女》这本书里 ，作者试着去颠覆“开膛手杰克案”的常规叙事方式 ，将论述的重点放置在了受害女性身上 ，而非实施加害行为的杀手上 ，清楚地展现出了这个历史案件里充斥于整个社会的“厌女”氛围：受害女性全部沦为了“仅仅只是妓女罢了” ，可杀手却成了被着重关注以及追捧的对象 ，最终促使形成了一场全民参与其中的厌女狂欢。“厌女”，它甚至能够不需要，一个作为主语呈现的，发起行为的个人，然而它却是一种，属于社会结构性的存在，是一种，社会所具有的病理学现象。

众多性骚扰、性侵害案件出现后，众多男性都表明他们绝对不认可 INCEL 这类的厌女犯罪者，并且表示这是少数男性极端的举动（即“#NotAllMen”），他们皆称自己敬重喜爱女性，充分认可身边女性的能力或者才华而非觉得她们不如别人，但正如玛莎·努子鲍姆在新书《傲慢的堡垒：性侵犯、问责与和解 》里所讲：

可是，他们拥护一种法律以及社会权力结构，还从中获取利益，这个结构会系统性地去否定女性对于自身自主性和主体性含有充分的思考评估，从这个层面来讲，这些男性全都是被动的厌女者，原因在于他们强化了权力与特权的不对等情况，而恰恰是这种不对等状况滋生出了上述的侵犯行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