半个多世纪过去,女性处境变好了吗?全职妈妈的困境引人深思
20世纪60年代的时候,美国作家贝蒂·弗里丹出版了《女性的奥秘》这本书,书里讲述了二战过后美国中产阶级家庭主妇所亲身经历的内心冲突,那是一种自我未被明确说出的痛苦。弗里丹在该书里明确指出这种没有名目可言的痛苦深深地扎根于当时那个时期美国主流社会文化对于家庭主妇的赞扬与“快乐主妇”这种让人迷糊不清的想法里面。
1949年之后,对于美国妇女而言,女性的完美存在着仅有的一种定义,即主妇加母亲。在这个处于变化之中的世界里,作为一个正在发生变化、正在不断成长的个体,美国妇女的形象如梦幻一般被粉碎了。她那为了寻求自我的梦想,在匆忙探寻与别人共同生活的安全感之际,被遗忘得干干净净。她那无比广阔的天地,缩成了舒适家庭的几面墙壁。她在书中如此写道 。
美剧《致命女人》(第一季)剧照。
历经半个多世纪,女性主义热潮于全球范围内多次涌动,越来越多的女性走出家庭,步入职场,女性在劳动力人口里的比例相较于过去也有所提升,当“快乐的家庭主妇”成为过往之际,我们不禁追问,女性的处境,特别是全职妈妈的处境是否变好了呢?
在《回归家庭?家庭、事业与难以实现的平等》这本书作者沙尼·奥加德看来,现今女性面临着一个全新奥秘,那是关于“拥有一切”的迷思。有从桑德伯格的“向前一步”说起,再到流行文化里的“辣妈”形象(yummy mummy)相关情况,全职妈妈形象有时代表一种家庭CEO式乐观主义想象,是那种一边带娃一边自主创业的情况,有时又因无事生产而被抨击为脱节于时代的倒退选择。
奥加德把高学历全职妈妈的亲身经历当做第一手研究资料,在此基础上结合分析当下英美媒体和政策里有关性别、工作与家庭的描述,指出在以新自由主义女性主义为代表的流行叙事当中,妇女问题及其解决办法被私人化了。对于那些回归家庭的全职妈妈来说,就算她们确切指出了影响自己辞职决定的结构性因素,然而还是把自己回归家庭的选择归结于个人的失败。与此同时,家庭、职场里更为根本且结构性的制度性不平等却穿上了隐身衣。
下文是获出版社授权后从《回归家庭?家庭、事业与难以实现的平等》里节选出来的,它探讨了当代女性主义的转向对于性别平等议程所产生的影响,摘编相较于原文有着大幅度的删减,标题是由摘编者拟定的 。
《回归家庭?》,这本书关于家庭、事业与难以实现的平等,由沙尼·奥加德所著,刘昱进行翻译,由理想国和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时间是2021年9月。
原作者 | 沙尼·奥加德
摘编 | 青青子
“受宠”的女性主义
女性主义媒介学者萨拉·巴尼特—韦泽,也就是 Sarah Banet-Weiser,觉得,她所讲的被叫做“大众女性主义”,也就是 popular feminism 的东西,在近些年于媒体上的传播热度显著提高。她阐释表示,女性主义趋于大众化存在两个层面的含义。其一,它于各类媒体渠道以及社交媒体平台上进行传播,所以具备极高的曝光度同时能够被大量访问。在这样的一种背景状况之下,伴随着“每日性别歧视项目”,也就是Everyday Sexism Project这一运动的盛行,还有反街头骚扰组织Hollaback的兴起,以及“我也是”,即#MeToo运动的流行,再加上“是时候停止了”,也就是#TimesUp运动的风靡,同时还有大众传媒领域当中对于性别不平等展开的广泛讨论,性别歧视明显地再度变成了公共话语的热点话题。罗莎琳德·吉尔这位女性主义批评家指出:“起码在英国,每日都会有新闻播报,涉及性骚扰方面的,薪酬不平等方面的,企业董事会或者政党内部性别结构失调方面的,妇女名人遭受性别歧视方面的,还有女孩和男孩之间存在‘自信差距’的案例。”其次,巴尼特—韦泽写道,女性主义大众化也意味着它备受青睐并被尊崇:“这种女性主义的主体性不再被后女性主义时代对女性政治所采取的缄默以及排拒所困,而是成为常态甚至趋势”,在当代公共话语里“处于热点地位”。这种被视作“受宠”状态的女性主义,是由赋权理念主导的,并且是由自信、自主、自尊以及权利等这些主要的文化概念主导的。 \( \)。
在大众女性主义潮流的引领方面,扮演角色的是那些有着较高地位与较大权力的妇女,像Facebook这家公司的首席运营官谢丽尔·桑德伯格,身为外交政策专家,同时任职新美国智库主席兼首席执行官的安妮—玛丽·斯劳特,还有现任美国总统的女儿兼顾问伊万卡·特朗普(其在2017年出版的一本名为《职业妇女:改写成功的规则》的图书里展示了她自身的“女性主义”计划呢)。即便她们各自的说法并非完全一样,然而这些妇女所推崇的都是那种着重强调女人获得赋能的个人主义观念。她们号召职场里的女性“向前迈进”,稳固自身的位置,展现自我,“于重重险阻中开拓路径,施展她们的所有潜能”(桑德伯格),“把控重大权力”(斯劳特),“心怀抱负”“留下你的痕迹”以及“坚守你的地盘”(伊万卡·特朗普)。
在这样的大背景下,即那些位高权重的妇女,也就是安妮和其他受访妇女所向往的“女先锋们”受瞩目,女性主义复兴,无数激励妇女赋权的言论广泛流传,我的受访者们却感到无能为力,这令人费解。她们是高学历妇女,广泛接触流行的女性主义电视剧,像几位受访者提到的《傲骨贤妻》《女子监狱》《同妻俱乐部》和《国土安全》等剧集,她们还接触女性杂志、报纸、广播节目,以及社交媒体上妇女和女孩赋权、自信和自尊的当代言论。我于本书引言里,曾提及理查德·桑内特与乔纳森·科布的“磁体”比喻,那么难道这会是,这些当代的流行叙事“磁体”,的确完全未曾渗入她们的想象,并且未曾影响她们的经历吗?
美剧《傲骨贤妻》(第二季)剧照。
新自由主义女性主义的转向
答案的一部分在于大众女性主义所遭受的批判,以及女性主义学者凯瑟琳·罗滕贝格所说的新自由主义女性主义的兴起。罗滕贝格以及班尼特—韦泽、吉尔等人指出,在女性主义复兴时,它的面貌已然全新。流传于当代自助和指南类书籍、电影、电视剧、应用软件和社交媒体中的新兴大众女性主义形态,已从促进早期女权运动的平等、社会正义、解放与团结理念,转变为侧重妇女的个人赋权、自信、适应力及创业精神。曾在前面几个章节里被探讨过的诸多有关媒体、政策再现以及话语的事例,均归属于女性主义如今的这种特定变体,此变体劝导妇女要展现出自信,鼓励她们勇敢地向前迈出一步(于第1章提及),推崇那种能够巧妙实现工作与生活平衡的平衡型女人(在第2章有所阐述),将妇女塑造为自由进行选择的、精明且具备行事能力的母亲形象(涵盖第3章与第4章),媒体以及政策还着重突显了妇女在零工经济领域所具备的创业精神以及自主赋权(如第5章所表明)。不少这样一类当代的“女性主义”言论,并非去批判那支撑以及维持性别不平等的制度条件,然而却差不多仅仅是要求妇女做出心态方面的转变,可是决定这种心态的资本主义与父权体制,还有客观存在着的现实,基本上都保持了原来的状态。
确实,有一些针对大众群体的女性主义宣言者,以及作出公开表态支持女性主义的高层层次的妇女,她们认可,有着在宏观层面上的制度方面的不平等情况存在。比如说,桑德伯格在其那本广受欢迎的名为《向前一步》的女性主义宣言里表明,存在诸如育儿所需成本、关于两性之间的薪酬差距以及性别刻板印象等一系列制度性的问题,还有待去解决。这位身为社交媒体巨头的首席运营官,在2017年母亲节那个时候,曾经发出号召,以期望美国能够将最低工资标准予以提高,推行实行带薪的探亲休假制度,并且能够提供价格实惠的育儿方面的服务。对于此项内容,安妮—玛丽·斯劳特坚决声称,表示仅仅要求女人拿出雄心、展现自信,同时去培养那乐意分担家务的伴侣是远远不够的,在此基础上,她急切呼吁要出台那种重视照护工作的国家政策。伊万卡·特朗普始终标榜自己是支持家庭的,尤其是对于职场母亲这一群体。她在2017年5月的时候推出了一项涉及金额高达250亿美元的联邦带薪产假计划,该计划旨在为父母,这里面涵盖了养父母以及亲生父母,提供那由政府出资予以资助的产假,而这很有可能涉及到增税情况。2017年年末,哈维·韦恩斯坦(Harvey Weinstein)性侵多名妇女事件被曝光,其事件余波持续发酵,#MeToo运动引发了讨论,该讨论在探讨职场性骚扰之时触及制度性问题,在探讨一般社会时触及性别歧视问题,在探讨一般社会时还触及社会性问题,在探讨职场时同样触及了社会性问题。
纪录片《不可侵犯》剧照。
然而,许多这类被称作当代女性主义的言论以及评议背后暗藏的观念是,觉得挑战那种制度性的不平等实在是太令人惊骇了,并且太过艰难,所以是不切实际的,甚至是根本不可能达成的任务。相反,她们一般会着重强调通过持续不断的自我调整,并进行自我督促,以此来达成微小改变的重要意义,宣称这种自我调整能够带来一种赋权以及自我转变。像罗莎琳德与我所述的那样,她们所提出的“女性主义”计划,是要妇女于当下的资本主义以及企业现状之中,积极且建设性地运用策略来改变自身,因为在她们的认知里,变更那些现实是毫无可能的。举例而言,第1章提及的《纽约时报》畅销书《信心密码》,其中激励妇女唯有自信方可获取职场以及其它领域的平等,这部分是构建于制度层面的男性主导以及性别失衡基本无法撼动的“务实”观点之上的。美国记者卡蒂·凯(也就是Katty Kay)和克莱尔·希普曼(Claire Shipman)写道,“现实给人不好的预感”,指责外部障碍“虽然容易,但入了歧途”。相反,凯和希普曼呼吁女读者们找到“自我可控的部分”,因为现实和环境无法改变,然后通过一系列行为步骤和自我监督来改变自身,从而避免计较制度上的不平等。

实际上,在媒体、职场以及政府政策那儿流传着的性别平等再现,其关键要表达的意思是,妇女得去战胜自己内心存在的障碍,以及那种“自己给自己造成的”创伤,而恰恰是这些东西,阻碍了她们变得有自信,无法实现自身的 empowerment 以及取得成功。关于妇女为啥没办法获取高层职位、在职场收获成功,当前较为流行的一种用以解释的理论便是冒牌者综合征。“就算已然取得了非凡成就,甚至就算是该领域的专家,妇女好像怎么都没法抛开这样一种感觉:被别人察觉自己的真实面目——即技术或者能力有限的冒牌货——不过是时间早晚的问题。”桑德伯格在《向前一步》里如此写道。此心理学概念常常现身职场性别平等政策讨论里,还常见于助力妇女化解并战胜“冒牌感”的项目之中。好多出名女演员,涵盖埃玛·沃森(Emma Watson)与凯特·温丝莱特(Kate Winslet),还有诗人及民权活动家玛雅·安杰卢(Maya Angelou)都已在媒体上坦言碰到过这种症状。这一解释这般流行,以至于《赫芬顿邮报》的记者萨曼莎·西蒙兹(即Samantha Simmonds)暗示,英国首相特雷莎·梅要求在2017年6月提前举行大选的决定所致的,是连“我见过以及采访过的各个成功女人”都与生俱来的缺陷“冒牌者综合征”。西蒙兹作出推测:“也许她仅仅是觉得首相并非实至名归—感觉并非名副其实,也不是众望所归,唯有举行大选才能够消除那些自我怀疑。”。然而,鉴于保守党于选举期间丧失了多数席位,这般为获取信心而采取的策略,自然而然地产生了适得其反的效果。
名为《向前一步:女性,工作与领导意志》的作品,归属为谢丽尔·桑德伯格所著,由颜筝进行翻译,乃是中信出版社出版,时间为2013年6月 。
此情形下,虽当代妇女自我赋权之说热烈拥护并极力推崇借由个人之转变去处理社会变革以及性别平等问题,然而对于促使宏观制度性变革之可能性,却持有宿命论之态度。它们告知我们状况不容乐观,与此同时还着重表明“事实便是如此”,故而,能够对抗的主要抑或仅有的障碍,便在于自身。法国社会学家吕克·博尔坦斯基也就是 Luc Boltanski 和夏娃·基亚佩洛即 Eve Chiapello 声称,这般主流的宿命论意识对于资本主义的道德正当性而言至关重要 。他们对文化再现于维系宿命论意识之中的作用予以强调,此种文化再现具备削弱对资本主义批判的效果,:
假定,跟一般预测其灭亡的推断相悖,资本主义不但留存了,并且力量持续扩展,这是由于它依托不少能指引行为的、我们共有的再现及理由,这些再现和理由将门本主义架构成接纳之举,以至于高度可让人称心的社会秩序,也就是能存于世间的唯一方式存在,或曰全部可为当中最强悍有力的选择趋向。
不同种类的自助以及指南类书籍,还有电影,以及流行节目,以及社交媒体文章,以及应用软件,(具体例子在前几章中讨论过)看上去好像正是如此这般去做的,换而言之就是倡导在当下秩序里做出细微改变的可行性与可取性,隐约表明当前秩序是唯一能够行得通的。它们极力促使妇女借助自我调整去改变自身的想法,以及感受,还有行为,声称这一方案不但切实可行、能立刻见到效果,而且最终将会带来宏观层面上的改变。社会心理学家埃米·卡迪在其备受欢迎的TED演讲当中阐述了她主要对妇女有益的能量姿势理论。正如她在其中总结的:“细微的调整会带来巨大的改变。”
虚假希望:从微调中实现巨变
除外,那种据讲能从细微调整里达成的巨大改变,也就是说在于公共以及私人生活内达成性别平等,被表述得好似无法避免,差不多是自然而然就会迟缓、稳健促使发生的有机变化。这样的一种说法在2016年世界经济论坛公布的第九回《全球性别差距报告》(Global Gender Gap Report)里获得了形象的展现:报告察觉,尽管全球女性和男性在教育等别的层面的差距正在变小,经济悬殊却在持续增大。“消除两性薪酬存在的差距或许还要花费170年”,这是《卫报》所述的与报告发掘相关的新闻标题。于此同时,半岛电视台也有“世界经济论坛表明:两性工资之间的差距在170年内不会被消除”。另外,N B C新闻说的是“在170年期间女人得收入没办法突破升至足以超越男人”。而对于《每日电讯》讲的却是“性别实现得以平等似乎有希望来临那么一天——不过那要等到2095年的时候”。从理论层面来讲,这份报告以及与之相关的报道其目的是在于呼吁能够采取紧急一点的措施,好使所存在的性别平等上的差距得以消除。然而,用语是科学的、事实化的,并且对于两性薪酬差距在近两个世纪的时间内不会消失加以断言,这都仿佛是在汇报一则科学家们观测到了却无法掌控的自然现象,它将两性薪酬差距的缩小描述成一种有机进程,此进程会缓慢去推进,170年后自然会达成预期目标。
为支持此说法,自由民主的工业化国家当下的性别平等情形,被多次拿来同往昔作对比,这种历史对照,能减轻对现状所存的不满与批判,毕竟,它显示出形势较以往佳了许多 ,此说法把改变呈作单向的、渐进的以及稳步的,如同形势一直向好变化,全然把持续平等化的态势视物为理所当然,仿若不存在进展停滞或回溯的可能,于政策里,于我数年来参与的企业性别多元化关联活动中,常可见到这般表述 。在诸多这类活动里头,那些要求去改变职场状况的呼声,还有挑战维系性别不平等的规范以及文化的声音,总是都会被“形势已大有改观”这样的安慰给“和谐”掉 。
2016年,我参加了一次座谈会,会上,一家全球处于领先地位的公司中,负责多元化和包容性事务的人员使用了这样的表述。会议主席邀请他阐述关于公司面临的性别平等方面的难题,这位主管讲述了一则饶有趣味的个人经历:在我孩子们年纪尚小期间,家中饲养了一只猫,然而我对猫存在着过敏反应。当时我告知给自己的女儿——那时她年仅四岁——表明要么我离开,要么猫离开。随后她说道:“哎,爸爸,反正你也并非经常在家呀!”待发言人等待观众们笑过之后,补充说道:“自那以后,形势发生了诸多变化,那都是20多年前的事情啦!”。
这段趣闻想要表明的是,世道已然产生了极大的变化,家庭内部达成了性别平等的状态。尽管那名主管随后承认,他所在的公司内部存在着一些长久的性别平等相关阻碍,然而他开场所讲的关于猫的故事却暗示着,不管当下这些阻碍多么严峻,最终都必定会被克服。这位发言人与其他那些与会者并没有深入钻研需要去克服的障碍,反而是着重强调了一种积极的、逐步推进的改变趋势。同样地,于我所参与的另外一场职场性别平等活动筹备会议当中,组织者们,也就是五名倡导推进组织内部性别平等以及多元化的妇女,着重指出了要让活动呈现出光明的以后,突显积极的改变。她们讲道,“为了不致使大家的兴致遭受打击,我们要在标题里面省略使用‘障碍’以及‘阻碍’这类的措辞。”她们还说,“我们应当着重表明,形势正朝着准确的方向前行,不过仍然存在一些工作有待去做。”。
当代再现强调与展现女性赋权、自信和适应力等积极品质,这是一致的。想想受积极心理学启发并以其为基础建立的“幸福产业”(happiness industry),还有一直以来推崇宁静、内心平静、温暖、幸福、成功和正能量等妇女理念的新时代/自助型言论,当今无数针对妇女的信息都支持积极情绪,反对“消极”情绪,尤其是恼怒、愤慨和抱怨这类 。安妮—玛丽·斯劳特处于性别平等论争里之时的表现,相当出色地展现了这一种趋向,相应地也对其予以强力推动 。
美剧《九个完美陌生人》剧照。
有这样一种情况,凯瑟琳·罗滕贝格曾指出,斯劳特在那篇多次被人们引用的文章《我们为什么不能拥有一切》里,详详细细地阐述了她的性别平等计划,之后这个计划又扩展成为了《未竟之业》这本书,可整个计划所立足的根基,都是要求中产阶级白人妇女,通过平衡工作和生活去达成幸福,而且这种平衡本身就是妇女进步的标志。另外,对积极态度和正能量的强调,在对非白人职业妇女的劝勉当中也有所体现。比如说,美国黑人职业妇女组织,那就是 US Black Career Women’s Network,这个组织致力于非裔美国妇女的职业发展。而且它还把黑人职业妇女定义为自信、坚强的黑人妇女。虽然面临着各种各样诸多的挑战,但她们仍旧秉持着积极的心态和形象,去建立社交网络,追求职业发展以及教育和指导。就是为了能够希望实现自己的目标。广告里,社交媒体上,女性杂志中,自助书籍内,应用软件里,以及其他媒体出现的类似呼吁,也会套用那些诱导女性热爱自身、赞美自己的“励志”格言。像“找到你的热情所在,创造你热爱的生活”,这出自伊万卡·特朗普《职业妇女》第一章。还有“相信自己,否则没人会相信你”等,诸如此类 。
这种针对积极情绪以及积极心态所给出的赞扬跟支持,与此同时,还有相应的对于消极情绪以及想法进行的否定,这跟新自由主义女性主义话语朝着“当下”转变的那种势头存在着紧密的关联。有许多诱导妇女“活在当下”的自助类文章,还有博客以及信息,都对这点起到了佐证。比如说,在《职业妇女》当中,伊万卡·特朗普就催促妇女“聪明地抓住当下”,而不是毫无成效地去追求工作与生活的平衡。与之相类似,苹果公司零售领域担任高级副总裁一职的、博柏利也就是Burberry曾经的首席执行官是安杰拉·阿伦茨他也在名为“商界领袖与女儿们Leaders & Daughters”的建议类网站之上,给女儿们进行劝导要她们永远持续地活于当前如今之时。凯瑟琳·罗滕贝格,通过分析,两个点击率很高的“妈咪博客”,其博主是放弃了在企业蒸蒸日上职业生涯的美国妇女,显示了女博主们是怎样翻来覆去地表达享受当下、把握眼前、充实而有意义地过好每一刻愿望的,这一愿望跟当代流传广泛的幸福与平衡论有着千丝万缕联系,罗滕贝格认为活在当下是对现状进行情感投资,所以转向当下既掐灭了设想另一种前景的可能性,也排除了为创造更平等社会提出具体要求的念头。
即便存有种种观点,这些观点是针对大众女性主义以及其大力鼓吹的妇女赋权抱持着批评态度的,可这类观点经常带有着形势正处于推进、改变属于难以阻挡的趋势的那种意味。就比如,蕾切尔·阿罗塞蒂在《卫报》于2017年5月10日所刊登的文章里,通过文字进行讥讽,那些“炫耀女权思想的电视剧”,像网飞制作推出的《女孩老板》,被说成是“女性主义毫无价值的分支”。她对《女孩老板》展开批判,提出其建议妇女“去效仿男性行为表现,绝对不可以对不平等状况进行抱怨,而是要踊跃地投身到将自我物化的行列之中”。然而,尽管阿罗塞蒂针对该剧以及其赋权式的女性主义给出了批判意见,可有一点却不同,她最后是以乐观的色调进行收尾的情况着实存在,而且这和上文所引述的主管那般的运作行为方式相比起来,可以算是毫无差异了吧。她在文字里这样表述的,该剧是在使得我们被带回“2006年那段带有黑暗性质的岁月”这个途径存在的情况下成立作品表意的,它借助这样返场的方式,来达成让“现下(多数时候)的形势究竟有多良好”这一提醒,以完成作品的表意。
美剧《女孩老板》剧照。
如今形势有非常非常明显的变化转变,进步会自然而然地出现并且是不可避免的这个理念,还有对当下情况的着重关注,其目的以及最终结果都是在呼吁妇女要保持耐心。对于职场性别多元化的企业方面以及政治方面的相关话语,都着重强调性别多元化(更不要说平等这个事了)是需要花费时间以及要有耐心的。比如说,麦肯锡公司有一份关于职场妇女领导力的报告,这份报告引述了一家医疗器械公司的董事长兼首席执行官所说的话,他这么解释道:“解决这个问题是需要时间以及付出努力的。”。更气人的同一观点重申,出自国际知名的西班牙建筑师圣地亚哥·卡拉特拉瓦(Santiago Calatrava),2017年2月时,提到建筑业妇女调查(Women in Architecture survey)结果呈现有建筑业普遍存在性别歧视现象,他发表议论,力劝女性建筑家为薪酬平等“再等一等” 。与此相类似,有着极高声誉,备受敬重的法官乔纳森·萨姆欣(Jonathan Sumption)阁下讲述,在说到英国司法体系显著缺乏多元性这一情况的时候,他这样讲道:
若是我们装作完全凭借才华选拔出来的队伍能够马上组建起一个完全多元或者还算得上多元的司法部,那我们便是在自我欺骗……在这个领域当中,如同在平常生活里一样,我们没办法随心所欲。我们一定要提出选项,接收无奈的妥协。我们甚至非得学会忍耐。
原作者 | 沙尼·奥加德
摘编 | 青青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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